美国和西欧的广播电视体制对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提供的经验和教训.pptVIP

美国和西欧的广播电视体制  对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 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第八组：范艳婷 郑涵 苏雅娴 王湄 季远 美国广播电视“公众委托模式”的核心—“公共利益至上” 针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广播公司“遍布美国泛滥成灾，几乎不考虑公众的需求及其引发的大量冲突”的状况，《1927年广播法》确立了广播电视规制的两大基本原则：1）无线电波属于全体美国人民，它们不是使用这些频率的电台的私产。2）只有在“有利于公众、方便于公众、或者出于公众的需要”的前提下“提供公正、有效、机会均等的服务”的电台才能获得执照。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公众委托模式”的困境 此后的80余年，美国广播电视业一直在公众委托模式下运营，从未改变。可以说“公众委托模式”是美国广播公共服务原则的基本制度框架。在笔者看来，“公众委托模式”的可取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把公共的频谱资源委托给商业机构运营，保证了广播业不由政府运作，不被国家直接控制，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独立性与民主性；另一方面，它确立了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并由FCC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制措施来保障“公共利益”的落实，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商业运营的广播电视机构服务于公共利益。 但是，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此。正是由于私人运营所追求的“商业利益”与公共资源所要求的“公共利益”这对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共存于一体所产生的强大张力，“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争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我们对美国广播电视体制进行研究时才显得越发重要。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公众委托模式”的困境 80多年前确立的公众委托模式留给后人的论争点在于，在该模式下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怎样的政府规制才能更有效？可以说，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魅力与软肋均在于其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于一体，而其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频谱资源为公共所有，却委托私人运营。 有学者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国内经济学家一般将之界定为所有权、占有和使用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对美国广播电视而言，频谱资源属公共资源，这就排除了频谱资源为国家以及私人所控制，它属于共有产权，因此无论政府，还是广播电视机构都不拥有频谱的所有权 ；但由于政府授权FCC根据相关准则颁发许可证，获得许可证的广播电视机构在其执照有效期内享有对频谱的使用权以及经营的收益权；同时，根据法规规定，频谱资源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故广播电视机构对频谱资源没有自由的转让权。这四大权利的分配如表1 因此，在“公众委托模式”之下，无论对于美国广播电视名义上的所有者全体公众，还是美国广播电视的实际经营者广播电视机构，其权能都是不完整的。产权的残缺性成了美国广播电视一切问题的根源之所在。 此后的近80年，美国广播电视业内出现的一次次论争、一轮轮博弈，实际上都源自该体制之下广播电视所有权、转让权与使用权、收益权的分离——所有权的公有决定了广播电视机构的运营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准绳，不得将其他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商业机构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使得商业利益逐步膨胀并背离公共利益。 如前所述，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不可能出现自发的过渡，存在更多的是冲突与博弈，因此，在该体制之下，当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这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需要同一主体来实现时，唯有有效的政府规制才能平衡二者之博弈，确保“公共利益至上”。美国广播电视业“公众委托模式”的要素与实质如图2。 对于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公众委托模式”的反思与启示 此后的几十年，法规的制定者们在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这对矛盾间摇摆，在世界经济思潮的影响以及国内各股博弈力量的冲击下，时而倾向于维护公共利益，时而屈服于商业利益。具体表现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为维护公共利益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制措施，基本确保了公共利益的优先位置；而在8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6年电信法》之后，其在结构方面的规制几乎全面解禁，商业利益明显上升到主导地位。 经济学家认为，私人不能提供公共商品，只能由政府出面担当此项职能。事实上，私人经济中的政府最初就是为了提供公共商品的目的由众多私人共同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一基本的规律似乎为美国广播电视政策的制定者所忽视了，他们将电视节目这一公共品的生产委托给了大量的商业机构。 任何体制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对一定的阶级、阶层、团体有利，必然对另外一些人不利。体制总是随着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利益集团间博弈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变迁。对于已经在美国运行了80多年的公众委托模式，单纯的批判与盲目的盛赞都不是最理性、最合适的态度；静下心来去分析其规制理念、规制措施及其困境的根源，以及其可能给自身或其他国家传媒体制与政策调整带来的启示或许要更有现实意义。 我们注意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