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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硕琳，1982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并留校任教，1984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研究生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曾任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马谈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黄硕琳多次参加FAO公海挂船旗协定谈判和中日、中韩之间的渔业谈判。说起谈判，他沉吟到：“谈判是有技巧，技巧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看国家实力,谈判有时是国家实力的一种博弈。”他回忆起他最早参加谈判是在1992-1993年，那段时间连续到FAO总部所在地——罗马去了五趟，参加公海渔船挂船旗（reflating重复挂船旗）的谈判。先是去开一个公海渔业磋商会，然后是制定这方面的公约，这个公约现在叫做《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渔业资源养护措施协定》，在国际上有法律约束性。 他回忆说：“当时我和外交部的一个商秘、农业部一个科员一行三人作为中国谈判团成员出席会议。主谈是我和外交部的外交官，但由于当时外交部的外交官和农业部科员对渔业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成为实际上的主谈代表。在出发谈判前，要做许多准备工作，需要确定每次谈判的主要目的以及准备相应的高中低案，还要报请外交部授权，所以每次会议都需要聚精会神，耐心仔细地掌握谈判桌上的各种细节。” 黄硕琳说，第一次面对不是用母语作为交流谈判的场合，真让人心力交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另一方面也因为谈判真的需要很仔细。谈判桌上要字字斟酌，一句话里用or还是用and都需要仔细思量，有时候就用or还是用and都需要谈论一天，还确定不下来。 对于中国，罗马谈判中碰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强烈要求把台湾包括进协定里面去。黄硕琳回忆说，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公海的远洋渔船还不是很多，但是台湾的渔船很多。所以谈判过程中，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再三要求一定要把台湾包括进协定里面去，而我们得到的授权是不能涉及到台湾。于是我发言：“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诚意来参加谈判，我们政府也很想参加公海渔船挂旗协定的谈判，我们有这个诚意，很想把这个谈判谈成。但是你们刻意一定要把台湾问题涉及到里面来，那么对不起，我们代表团只能退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授权不涉及台湾。”事实上，我国的渔船数量在当时已经是很多的了，而且我国有潜力发展公海渔业，如果中国退出，这个谈判就没多大意义了。“其他国家谈判代表团纷纷同意我的观点，赞成不能将台湾包括进去。”黄硕琳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刻，那轮的谈判一结束，会场上的同声传译就上来跟他握手，“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在谈判桌上从来都是受欺负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中日谈判：谈判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政府取向 从1996开始到2000年，黄硕琳作为代表参加了中日渔业协定谈判。中日双方于1997年11月11日签署渔业协定，该协定于2000年6月1日正式生效。当被问及大概谈了多少次时，黄硕琳笑说无数次。“谈判的影响因素有好几个，但谈判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当时政府的一个取向，如果两国共同友好，那可能大家互相妥协，互相让步，你让一步，我让一步。” 由于中日对两国之间的东海存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争议，在控制渔船数量、规模的前提下，中日各自批准和管理己方渔船，并规定了双方“暂定措施水域”。这个暂定措施水域就是在东海里划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在五年内是中日双方联合共管的，这个区域其实就是中日划界涉及到的争议区域。暂定措施以南、以北的大部分东海海域基本维持各方渔业关系现状，暂定措施东、西两侧则是中日两国没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黄硕琳说，中日谈判比较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在暂定措施水域里我们的渔船相对比较多，日本的渔船比较少，我们每年进入这个区域作业的渔船比日本多好多。第二，中日渔业协定很成功地没有把台湾包含进来。“我们规定27度线以南按现在的状况来执行，也就是保持原状，27度线以南的不考虑。27度以南涉及到台湾和钓鱼岛问题，当时中日双方都不谈这个问题。所以呢，中日渔业协定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不是太大。”中日每年召开渔委会，商量每个国家进入船只数量以及如何管理。日本根据协定对我国每年进入日本专署经济区域作业的渔船发放许可证，我国进入日本专署经济区作业的渔船数量要比日本进入我国专署经济区作业的渔船多得多。“相比之下，中日渔业协定相对来说还是执行得比较好，比较成功的。”黄硕琳说。 中韩谈判：知彼知己，依据公约行事 说起中韩谈判，黄硕琳微笑起来。他说：“中日、中韩和日韩三方谈判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三方都很在意对方谈得怎么样。“每次谈判的时候，都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情况，知彼知己嘛！” 中日韩渔业谈判因是三方基本同时进行，当时，黄硕琳参与中韩渔业协定谈判不多。谈及中韩渔业协定，黄硕琳说：“中韩渔业协定矛盾比较大，因为靠近韩国的沿岸水域，我国渔船在那里作业比较多，对马、济州岛，过去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