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宋明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转型与分化.pptVIP

第七讲：宋明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转型与分化 南北朝以来佛教借便于“玄学”而开始中国化，到隋唐时期已经明显体现出佛教对传统主流思想文化的强大挑战，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对抗、交流、吸收和融汇，到了宋代理学的出现，终于实现了主流思想文化的转型。 当然理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内部又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不同时期的强弱分化。理学的这种演变不仅有内在学理逻辑的必然，同时是不同时期社会存在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 北宋是结束五代十国乱局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赵匡胤虽然也是凭武力而“黄袍加身”的，但他深知武夫弄政、军人掌权对社会安定的危害，所以宋朝执行“偃武修文”、“崇文重儒”的政策。 太祖密镌誓碑一座，“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为后代立下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祖制，而且不是饰言，所以才有文彦博在神宗面前敢讲“与士大夫治天下”（见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P5370，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话。 士人们受宠若惊，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出路所在，耕读盛行，“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真实形象而准确。朝是耕田郎，暮登天子堂。 耕耘有收获、勤勉得回报。 公先私后、先忧后乐的杰出代表如欧阳修、范仲淹等）。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战争频繁、社会无序，名教礼法破坏严重，所以重振伦理纲常、再建宗法秩序成了第一要务。 宋初出现胡瑷、石介、孙复“道德三先生”批佛道、倡伦理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可以说是学理逻辑与社会历史的统一。但是面对佛道的理论挑战，儒学被动局面毫无改观。 虽然三先生以及李觏等特别抬高孟子，希望通过张扬孟子为维护儒学痛批杨、墨的精神找到力量的旗帜，可惜因为在理论方面无创新与突破，自然不很奏效。 但他们的努力与铺垫是重要的，半个世纪后，到了周、张、劭、二程、刘敞以及王安石时，从儒学内部终于掀起了抨击汉唐训诂章句，而“发明经旨”、“治经”“明道”，“脱然有独见”，“非前人所能及”的创新思潮。 真宗倡导大臣上书，“策问宜用经史”，实际上将此前的偏于宴赏酬唱的靡艳文风转向读经观史、言必有据的经世务实方面， 而后来的仁宗皇帝也火借风势大讲“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把儒学提高到不仅是明古今治乱的社会政治学，而且是通天地规律的宇宙哲学，为学子们的创新探讨鼓劲打气。 由此可知，文化思想的理脉走向，还需要外在主流意识的导向（古文运动在唐朝开花而北宋结果，此因素不可忽视）。 周敦颐（1017——1073 湖南道县 濂溪先生）无师自通、自学成才，没有框架，不惧权威，而且从他的《爱莲说》、《太极图说》和《易通》可知其知识全面、结构 合理，具备了开一代新风的宗师素质。他从《易》学形而上入手，借道教的“太极”发明儒家的“人极”，将社会伦理与宇宙本体贯通，并吸收佛教华严宗、净土宗(“莲花”经常出现在佛教的典籍中，寓意比较深刻，而且“莲花”在其佛教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据说佛祖降生后，每走一步都留下一朵莲花。稍微了解一点佛教的人都知道，佛祖的座位，叫做“莲花宝座”或 “莲台”。在佛教中用“舌生莲花”来形容、夸奖那些善于讲经的法师；用“归宅生莲”来形容、夸奖苦行得了的僧人。《阿弥陀经》写道“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池中莲花大如车轮。”故而西方极乐世界又称“莲邦”，净土宗又称为“莲宗”。《法华经》的全称则是《妙法莲花经》。我们经常看到，在佛教中，以莲花喻佛，借以表示清净无染的最高境界，甚至有人说，莲就是佛，佛即是莲) 的思想，通过赞美莲花的“中通外直”、“出淤不染”、“濯清不妖”、“不蔓不枝”，来塑造儒家君子的境界（羲之之子王徽之以“此君”称竹而名传千古：居群不倚、一生有节、宁折不曲、寒暑一色、傲雪不凋、中空外直。后有梅兰菊竹“四君”说）。借用佛道而高出之，真是绝妙之作（无极、太极、人极、诚、阴阳、五行、性命、善恶、仁义、动静、刚柔、染净、理欲、形生神发、中、和、几、静等重要范畴，周子皆有讨论）。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讲“孔孟而后，汉儒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周确实是理学开创者（据说王安石与他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其见解使王“退而精思，至忘寝室”。见《伊洛渊源录》卷一。 但周子生前微，南宋胡宏说他开启程氏，位在孔孟之间，朱熹誉之为“先觉”，张轼称之为“道学宗主”，南宋宁宗赐谥“元”，理宗命从祀孔庙）。 秉持“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的张载（1020——1077 河南开封 二程表叔）著有《正蒙》、《易说》、《西铭》、《经学理窟》等书（他少喜兵书并有从戎之志，幸得范仲淹之教， 从《中庸》入手研习儒佛道，中进士后得神宗召见，但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辞官隐居，于横渠镇悉心专研儒学，决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