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新政治-关综联.doc

社會工作的新政治：福利改革與福利運動 歐陽達初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前言及概念討論 香港的社會福利在近10年中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社會保障方面，自1998年進行的綜援檢討，以至2003年的新人口政策及2005年增加對家庭照顧者的要求等，都代表著政府逐步收緊健全人士領取綜援的資格。社會福利的範式轉移，除了指政策的內容更趨向「工作福利」的路徑，同時亦由政府及媒體引發了一連串的福利辯論。 在研究本土福利發展的文獻中，不少都集中於制度上的類別、出現原因、轉變等，從上而下地分析政府所推行的福利政策，與社會政治經濟的歷史脈絡關係。這種視角當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較宏觀的制度性分析，不過卻難以見到基層民眾及倡議團體影響政策的能動性，將他們視為被動的福利接受者。事實上，福利改革並不如政府所願般，能順利無阻地進行，社會出現了一些抵抗的運動，甚至提出另類的福利論述及政策建議。當然，香港的社會運動能在體制以外對政府構成了多少壓力及影響，值得深入探討。筆者使用社會福利運動(social welfare movement)來檢視由綜援改革引起的組織性行動，欲透過分析及書寫抗爭的過程，嘗試建構福利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或許它還未達到較嚴格的「社會運動」定義，但由於本文並非學術文章，況且社會運動與福利運動中亦有不少重疊之處，故筆者採用較為鬆散的定義。隨著社工專業化、社區工作「式微」後，不少批評者都認為社工開始背棄了社會改革的理想，只埋首於個案、輔導、治療的工作，將社會問題個人化，甚至社區工作都只講居民互助，沒有挑戰壓迫者及權力面向。這自然看不到個案工作基進化的可能性，更忽略了部份社工仍然在不同的空間，爭取基層的權益及消除社會不公義，例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貧窮的運動。故要將這些爭取、倡議行動放置在社會福利運動的框架中，才能重新發掘社會工作在改革社會的基進傳統。 基於過去對社會運動有太多不同理解，故有需要先為「社會福利運動」下一簡單的定義。根據學者Charles Tilly的定義，社會運動就是「衝突的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即會衝擊到既得利益者及多少涉及政府的角色，它有三個重要的面向：一.有別於個別的群眾活動，社會運動是以“campaign”的形式出現，即由一群訴求者(claimants)向特定對象(如政府)提出要求；二.過程中他們持續地組織一連串的行動，稱為運動的劇目(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如集會、示威、靜坐、簽名、媒體關係等，組織相關團體成為聯盟；三.參與者需表現出WUNC，價值(worthiness)、團結(unity)、規模(numbers)、委身(commitment)。而Porta則較重視行動者，他形容社會運動為「特定的社會過程」，行動者(actors)與某對立者衝突，並由非正規網絡連繫著，共同分享集體身份。 而「社會福利運動」根據Harrison等人定義，指「一連串的有意識的集體行動及其相互作用：它針對勞資領域以外，關於社會服務的消費或控制，以及其是否能滿足個人、家庭或群體的需要與期望。」(Annetts, 2009)。由此可見，反對福利改革可視為福利運動的一種，尋求控制社會服務的消費(綜援的資格及水平)，亦能滿足Tilly的標準。 本文透過回顧98-08年內三波的福利改革，包括它們針對的不同群體、意識型態和政策效果，分析福利運動作出的回應，其中的權力關係、提出的訴求，以及社會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提出對未來的福利運動發展的想像。礙於篇幅及筆者能力所限，本文難以涵蓋歷年的福利(廣義)運動(如爭取改善房屋條件的居民運動)，只能將題目收窄於狹義的福利(改善綜援)運動；由於要作一個較整全的檢視，故部份觀點及理論使用較為粗疏，惟旨在拋磚引玉，刺激更多關於本土福利運動的討論及實踐。 福利改革與底層階級：新的福利政治及論述 政府於1998年進行綜援檢討，繼而於99年削減3、4人健全綜援家庭的綜援金10%及20%，同時取消多項特別津貼及補助金。此舉目的在於限制健全失業健全家庭的福利水平，以免超過一般在職家庭的收入，造成官員口中的「綜援養懶人」，即福利依賴。伴隨金額削減的是引入「自力更生計劃」：強制就業的要求，以及懲罰性的強制勞動「社區工作」。在2003年，政府推出新的人口政策，削減新來港人士領取綜援的資格，將居港年期延長至7年，並將酌情權與兼職工作掛勾，這強化了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憤恨及烙印。最後，在2005年政府推出欣曉計劃，針對單親家長以及家庭照顧者，要求她們參與有薪工作，否則綜援金額將被扣減。 3波福利改革的內容 主要針對群體 不公義的框架(injustice frame) 1. 自力更生計劃 – 強制勞動及提升對全職工作的要求 健全失業工人(以男性為主) 勞動力的剝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