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doc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 简.奥斯曼（Jan Assmann）著 陶东风 译 问题和计划 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 Halbwachs）和艺术史家阿比.瓦博格（Aby Warburg）独立地发展出了两个理论，即“集体”记忆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他们拒绝从生物学角度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这类生物学的尝试在世纪交替时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一个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依然存在的倾向，正是这个关键性的拒绝，使得这两种理论相遇了，否则，它们就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研究路径。瓦博格和哈布瓦赫都使关于集体记忆的话语从生物学的框架转向文化的框架。 一个人得自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那些特点，与其说是作为系统进化的结果而代代延续自身，不如说是社会化和习俗的结果，文化的准种类(cultural pseudo-species)意义上的“类型留存物”（the survival of the type）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功能。在尼采看来，虽然在动物世界，遗传程序保证着种类的生存，但是人类却必须发现用以维持其本质始终如一地代代相传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由文化记忆提供的。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 我们通过双重界定来使文化记忆区别于： 1、我们所说的“交往的”或“日常的记忆”（‘communicative’ or ‘everyday’memory），后者在其狭义的用途中缺乏“文化的”特征； 2、科学。科学并不拥有记忆的特点，因为记忆联系于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把第二个定义——哈布瓦赫把它作为记忆和历史的区别而发展出来——放在一边，只限于第一个定义，即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 交往记忆 对我们而言，“交往记忆”这个概念包括那些只是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的种类。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的概念下收集和分析的这些集体记忆类型，建构了口头史的领域。日常交往的特点是高度的非专门化以及角色的交互性，主题的不稳定性，非组织化。它典型地发生在可以交换的伙伴之间。不管是谁讲述一个笑话，一段记忆，些许闲言碎语，或一段经验，他在下一刻必然成为听者。存在一些预先决定交流的场合/情境，如：乘火车，候诊室，公用的桌子（the common table），而且也存在一些规则——“市场规则”——规范这些交流；还存在一个限定这些交流发生的“家”。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外，这些交流则有高度的非正式性、任意性、非组织化。每一个个体都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构成了一段记忆，这种记忆正如哈布瓦赫已经表明的，是：a）社会地得到调节的，b）是指向群体的。每一个个体记忆都是在和别人的交流中构成自己的，但是这些“别人”并不只是任意的一群人，相反，他们是通过关于自己过去的共同意象而理解其整体性和独特性的群体，哈布瓦赫想到的（此类群体）是家庭、邻里、职业群体和政治党派、协会，等等，直至民族。每个个体都从属于大量此类群体，因此怀有大量的集体自我意象和集体记忆。 通过口述史的实践，我们已经对日常的集体记忆形式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依据尼特姆（Niethammer）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日常的集体记忆形式称为交往记忆。它的最大特征是时间的有限性。正如所有口述史研究所证明的，这种时间范围最多不超过八十到一百年，大约相当于三代到四代人,范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交往记忆不能提供固定点，这个固定点可以在时间流逝过程中把交往记忆捆绑于不断扩大的过去。这样的固定性只能通过文化的型构才能达到，因此处在非正式的日常记忆之外。 转换 一旦我们离开日常交往的领域，进入客观化的文化领域，情形就不同了。这一转换是如此根本，以至于我们必须质疑“记忆”这个隐喻是否还有任何意义上的有效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哈布瓦赫在这个关节点上（即从交往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转换，译注）止步不前了，没有继续对此作出系统解释。他可能想到了：一旦活生生的交流通过客观化的文化形式结晶下来——无论通过文本、意象、仪式、建筑、纪念碑还是城市，或甚至是风景（landscapes），群体关系和当代关涉（contemporary reference）就失去了。因此，这种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知识的特点也就消失了。“记忆”转化为了“历史”。 我们的论题和哈布瓦赫不同。在客观化的文化以及组织化的、正式的交流语境中，与群体及其身份的紧密联系依然存在，而且这种联系类似于在日常记忆中发现的联系。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下的知识结构指认为“身份的固化”（concretion of identity），借助“身份的固化”这个术语，我们指的是一个群体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建立在这种知识上，并从中获得形式冲动与规范冲动（formative and normative i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