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先先生与中西比较哲学.docVIP

劉述先先生與中西比較哲學 李明輝* 近年來留意於儒學發展的人多半都知道所謂的「儒學三期」說。施忠連先生認為：此說最早出於沈有鼎先生在1937年元月於南京召開的中國哲學會年會中宣讀之論文〈中國哲學今後的發展〉。但沈先生此文談的是中國文化的分期，而不是儒學的分期。故嚴格而言，首先提出此說的是牟宗三先生。他於1948年撰寫了〈江西鉛山鵝湖書院緣起暨章則〉，文中以孔、孟、荀至董仲舒為儒學發展的第一期，宋、明兩代為第二期，今日則進入第三期。其後，他在《政道與治道》1980年新版序中提到「儒家學術的三個階段」。除了將第一階段延伸到東漢末年之外〔……〕，其說與前說並無差異。但此說之所以能廣泛流傳，有賴於杜維明先生之提倡。杜先生有〈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一文，基本上繼承牟先生之說，而以先秦、兩漢儒學為第一期，宋、元、明、清儒學為第二期，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儒學為第三期。他並且指出：第三期儒學是回應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的撞擊與挑戰而形成。當代新儒學之興起可以說是這種回應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代新儒學自始就是在一種比較文化的脈絡下發展。在當代新儒家當中，第一代的熊十力、梁漱溟、錢穆先生、第二代的徐復觀先生雖不以西學見長，但他們的學問依然具有比較文化的視野。 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如劉述先、杜維明、余英時等人）由於長期在西方大學研讀與教學，他們的思想較諸其前輩，具有更明顯的跨文化視野，自然不足為奇。本文擬以劉述先先生（1934- ）的思想發展為例，來說明當代新儒學的跨文化特質。劉先生在一本可視為其「思想自傳」（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的著作《傳統與現代的探索》中有如下的夫子自道： 我的思想由起點開始，目標就是要融通中西的。在我這一代，根本就沒有抗拒向西方學習的問題。〔……〕我的志向既是要融通東西，故此在前期的階段是以學習西方哲學為主，東方哲學的智慧是以默識的方式存放在心裡，但總有一種嚮往，遲早有一天能截長補短，通過一種綜合的方式，重新恢復中國哲學的慧識。 此一早期的傾向明確地決定了他往後哲學發展的方向，也形塑了其哲學思想的特色。 劉先生於1951至1958年間就讀於臺灣大學（包括一年軍訓）。根據其自述， 他在這個階段所接觸的西方哲學家有洛克（John Locke）、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羅素（Bertrand Russell）、尼采、卡西勒（Ernst Cassirer）等人，此外還涉獵了邏輯、語意學、分析哲學、實用主義、邏輯實徵論等哲學分支與思潮。其大學畢業論文題為〈關於語意學在哲學上的意義的一個探究〉，係討論邏輯實徵論、實用主義與符號形式哲學三派的理論效果。其碩士論文題為〈卡西勒「符號形式哲學」研究lbert Schweitzer）的《文明的衰敗和復興》（Verfall und Wiederaufbau der Kultur）與卡西勒的《論人》（An Essay on Man）。前者於1958年由臺中中央書局出版，後者於1959年由東海大學出版。卡西勒的《論人》原先即是用英文撰寫，於1944年出版。此書可視為其三冊本的《符號形式的哲學》（Die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之濃縮本。許懷徹的《文明的衰敗和復興》於1923年以德文出版，C.T. Campion的英譯本亦於同年出版。劉先生係根據英譯本亦出此書。這些譯著顯示他在這個階段學習西方哲學的成果。 劉先生於1958年在臺灣大學畢業後，隨即到東海大學任教，直到他於1964年赴美國南伊利諾大學（以下簡稱「南伊大」）進修為止。在這段期間，他繼續撰寫有關語意學與分析哲學的論文，其後結集成《語意學與真理》一書。此外，他特別注意西方的生命哲學與文化哲學，進行有關柏格森（Henri Bergson）、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凱撒林（Hermann Keyserling）等人的研究。他在文化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即其《文化哲學的試探》一書（臺北：志文出版社，1970年）。此書主要討論卡西勒與史賓格勒的文化哲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於1966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一書。此書可說是他思考中西比較哲學所得的第一份整體成果。在書中，劉先生根據其文化哲學的觀點對中西哲學與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其中甚至有兩章分別討論〈東西哲學的形而上學意境〉（第四章）、〈東西差異心態的比較與評價〉（第六章）。 總結來說，在劉先生在臺灣大學就讀與在東海大學任教期間，對其比較哲學的視野影響最大的首推卡西勒的哲學思想。這點可由劉先生本人的如下回顧得到證實： 我在另一方面則深深地為卡西勒的思想所吸引。新康德派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