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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听课笔记 第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 一、学科建立之前的发展概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上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但此前的学术史也不容漠视。正是由于前人成果的点滴积累，这门学科才能在本世纪的学术氛围中汇成江河，并形成滔滔奔涌之势。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的研究史，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桓谭等古人的批评理论进行过评价。钟嵘《诗品序》对前人与时人的文学批评也有简要的评断。历代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批评著作的研究持续不断，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批评学术史的发展。不过，研究文学批评学术史最为简捷的路径，是从目录学入手。 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作为“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两部批评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所以从它们的分类归属可以看出目录学家对这类著述的基本态度。 最初著录它们的正史《隋书?经籍志》将之与《文选》、《玉台新咏》同归入集部总集类。《隋志?总集后叙》认为总集是作为一种创作范本而汇聚成钞的。《隋书》约成于公元656年，因此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古代的目录学家对于文学批评类著作已经予以重视。以今人之眼光，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归入集部总集类不免庞杂，但由于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演绎，如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品骘，刘勰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都是与作品同步进行的。所以《隋志》将之划入总集类，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文论著作性质的认识。 自《隋志》将刘、钟二氏著述列入集部后，传统目录学便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但是归类却是不断趋于细密和科学，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将文学批评著作从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文史”类是后来诗文评的先驱，它第一次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分析设立“文史”之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这种说法是大体符合实际的。正是诗话文评著作大量出现，才促使“文史”类在目录学中的确立。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而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且范围也更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目录学家除了在分类上渐趋纯粹和周密外，对于分类的原因和各类的特点也多有阐释。宋人对文史类著作的评论，标志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像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中更细分“文史”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评诗”类全文收录钟嵘的《诗品》，“评文”类主要引述经部、诸子、史传及文集中有关评论文章之语，“文章缘起”类则以任昉的《文章缘起》为主。诗评、文评类的出现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明代是社会经济和文学创作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明代的图书业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提高而空前发达。一些有名望的藏书家几乎都撰有家藏书目，如高儒的《百川书志》、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等不下十数种，再加上官方的《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数目就更为可观。对于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归类，明人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过程，除了少数几部书目如《百川书志》等承宋人之例，继列“文史”类外，大多将郑樵《通志》中新设的“诗评”加以移植和变化，显示在文学批评学术归类上度越宋人的趋势。 明代的目录学家除了在区别文、史上突过前人，在诗文评本身的划分上也不断趋于细致和科学。如《澹生堂藏书目》在诗文评类下又分“文式文评”和“诗式诗评”等小类，将《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等归入前者，而将大量诗话诗格著作归入后者。显示出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史有比较明确的体认，而且对各分体学术史也有相当自觉的认识。明人分类的多元化，实出于学术之考虑为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文评”的确立已经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呼之欲出了，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时，“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提要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术史研究的水平。《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录书凡五百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还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作出现的原因、作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