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掉散文的辫子余光中.doc

第十課 剪掉散文的辮子 孫鳳群老師編撰 一、【作者補充】 余光中的生命歷程境遇豐沛，母親為江蘇武進人，妻子為常州人，故又以江南人自命。抗日戰爭時在四川讀中學，感情上亦自覺為蜀人。曾自言：「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因此其思想見解、創作理路及風格可見多樣性。 余光中創作以詩歌為主，復以散文及評論揚名。自三十八年起，即在廈門星光、江聲二報發表新詩及短評。四十一年，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出版；四十四年，與覃子豪、鍾鼎文、夏菁、鄧禹平等共創「藍星詩社」；此後創作不歇，為臺灣現代詩壇令人矚目之長青樹。其詩題材廣泛：舉凡鄉國、歷史、文化、環保、戰爭，乃至生命價值之追尋、生命意義之探索等，莫不收籠其筆下，而俱見證余氏對世事之透視解析與悲憫情懷，以及對自我堅決之肯定。其技巧則多姿、其風格則屢變，淺易清美與雅潔深曲俱有之，但前者能不墮流俗、後者能免趨晦澀，是其難能可貴者。究其原因，則能融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而力求歸返符合漢語之規矩與中國之本質，殆有以致之之關鍵。余氏作詩，必細細推敲字句之氣韻變化與閱讀感受，故其詩乃絕無現代詩常見之詰屈難解之弊。 其散文，極重文字、句法之夭矯變化，擅長發揮漢語、漢字形音義之特質（如：一形多音多義、一音多形多義、字詞性界限不明顯等），又打破標點之習慣用法，遂造成極富音形效果的奇特文體，世乃有「余體」之稱。整體而言，余氏散文情思豐茂、體勢雄渾，處處流露「自豪」之氣，呈現「豪雄」本色。 其評論則充滿勇悍、剛健、銳利、果敢之氣質，極富批判性。早年（五○年代）參加現代詩論戰，與紀弦、言曦等抗辯；後與國語派作家對文白問題針鋒相對；乃至批判「五四」、批判新儒家、捲入鄉土文學論戰等，俱可見證。此中值得注意者有二：一則余氏批評之外，頗有其理論基礎，故如新詩與傳統、繆思的左右手─詩和散文的比較、剪掉散文的辮子等，皆為臺灣現代詩、文史上重要的理論文字；一則余氏太過果敢、銳利，故所見難免失於主觀、偏頗，其功大抵在「破」（唯能「破」始能有「立」），尤其加入鄉土文學論戰，所言極惹爭議，成為余氏終身揮之不去之瑕疵。 若問余氏何以具如此強烈之批判精神？則筆者以為，殆仍為「五四」精神之遺緒。「五四」立於中國現代化之起點時代，基本上反傳統，力追新境、力創新局。五○至七○年代的臺灣，無論於文學、社會、政治、文化，亦皆處於民族與西化、傳統與現代、保守與自由、箝制與民主的激盪、交爭、轉化期，有識、有心之士，莫不充滿熱忱與使命感，故勇銳進取，余氏殆為其中顯例耳。 附註： 藍星詩社：一九五四年三月，由覃子豪、余光中、鍾鼎文等人創立「藍星詩社」。此詩派的主張是： (1)詩的深度認識：詩的意義在於注視人生本身，表達嶄新的人生境界。 (2)撻伐過於晦澀、難懂的詩。 (3)重視詩的實質內容（真實性、有主旨）及表現的完美（中肯刻劃）。 (4)尋求詩的思想根源：新思想的產生來自對人生的理解及生活體認。 (5)從準確中求新表現：詩的創作必須精微嚴密。 (6)詩的風格是自我創造的完成。 藍星詩社趨於自由的創作風格，並無統一主旨，也不宣揚任何主義。但是整體來說，藍星詩社的立場偏重於傳統的抒情主義路線。 二、【文章分析】 關於散文必須「現代化」的問題，余光中曾經發表過為數可觀的文章大加提倡；而在多篇「正規」以及「遊擊」式的批評文字中，剪掉散文的辮子可謂代表之作。文首，作者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釐清散文和詩的本質，以及其間差異。相較於散文，詩是更精緻的語言；但詩的語言仍須以散文為根基，這正是余氏要登高一呼，力主改革散文流弊的首要之因。 在提出建設性意見之前，必先對散文的寫作現況做一鳥瞰，並進行分析。因此作者在文章主體的第二部分，便開始評論白話散文的諸種樣貌及其得失。余氏將白話散文區分為四型：學者的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婦的散文以及現代散文。一方面為其定義、舉例，另一方面亦兼而指出各類散文的缺失。大抵說來，火候不夠的學者散文或是食洋而不化，或是效古而不通，歸結言之總不免炫學酸腐之弊；而花花公子的散文俗麗矯情，浣衣婦的散文又枯淡寡味。偏偏當今文壇所充斥的散文，要皆不出此三者範疇，識見蒙昧者甚且大力提倡，可見文壇歪風。此為作者所以痛心疾首，並且不惜大加撻伐的原因。 在文章主體的第三部分，余氏開始提出最重要，也是最具積極意義的見解。他明確指出，經過現代化洗禮的散文，應當兼具「彈性」、「密度」與「質料」。（以下多引自鄭明娳之余光中論）；說明如下： (一)彈性：所謂「彈性」，是指這新散文對於各種語氣能夠兼容並包融和無間的高度及適應能力。文體和語氣愈變化多姿，散文的彈性當然愈大，彈性愈大，則發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致於迅趨僵化。 「彈性」是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在情境所需時，也不妨用一些歐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