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速成教育浅析.docVIP

姓名：屈博 专业：教育史 学号：51090102044 “速成”——清末留日教育的主旋律 摘要：清末变革急需人才，清政府和青年学生都有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所以清末留日学生的教育以速成教育为主。虽然这种教育为清末变革输送了一批急需人才，尤其是师范、法政方面的人才，但速成教育因“速”而产生的弊端也在清末时期有所凸显。本文试图从留日学生教育的性质出发，探讨速成教育在推行、实施的过程中对留日学生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速成教育，留日学生，近代中国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使得封建士大夫重新评估和审视洋务运动中只习西艺、不谙西政做法的可行性和时效性，并为中国如何实现救亡图存的道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康有为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经过维新变法的初试之后，最终在新政前后确立了中国学习日本的政策。民族危亡的加深、国内废科举和兴学堂的开展，赴“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1]清末“新政”的实施以及日本政府推动了留日教育的发展1903年，清政府颁布《自行酌办立案章程》，简化自费留学手续，不限资格，只要经过省学务处考试，甚至不用领取“咨文”(即护照)，就可以出国，到日本后，可以自行选择私立学校。而且在生活上对自费留学生予以适当照顾。自费生回国参加考试或授予出身等，与官费生同等待遇。1903年，张百熙等奏定《学务纲要》时，与其说奖励，不如说是要求留日修读速成的师范科。“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 [2] 于此同时清政府派出考察团考察日本教育。1902年，吴汝纶赴日视察教育，前后居留了三个月。他一方面考察各种文化设施，一方面参加文部省主办的有关学制的讲座。并且访问日本朝野知名人士。日本名士从各种立场发表多种意见，但大多主张中国当时必须推行速成教育。其理由为：（1）中国当时推行新教育比日本迟了三十年。因此，应以三十年前(明治初年)的教育为模范，决不可采用日本当时的教育为模范。（2）日本在明治初年仅推行速成教育，特别努力在短期内培养师资。（3）清廷虽以推行速成教育为主，但亦要发展正式的教育。[2] 在清政府实行留学政策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密切配合，采取了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清政府从推行新政的角度出发要派遣留学生：日本政府从培植在华侵略势力的愿望出发而急于想招收中国留学生，两方面手段的不谋而合，从而奠定了留日热潮出现的政治基础。 当然，日本民间人士的作用也不可忽略。甲午战后，绝大多数的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并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来加强文化交流。例如，日本友人高楠顺次郎、嘉纳治五郎等人，纷纷为中国留学生开设学校，并增设特别科与速成专门科，以适应中国留学生的需要。 对近代化起步较迟感到焦虑的中国方面希望培养出速成人才，加上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士也极力提倡速成教育，因此掀起了速成教育的热潮。 二、速成教育的成效 清政府“新政”改革实施后，日本为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创办各类专门学校或留学生部，开设特殊课程。如宏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振武学校、实践女校等专为中国学生而建；早稻田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开办了五期法政速成科；明治大学建立经纬学堂，除开设预备科、警务速成科外，还举办师资速成科。1904年至1908年止，计招收五班共1 805人，实际毕业1 135人。其中第一班招收94人，毕业69人；第二班招收276人，毕业241人；第三班招收201人，毕业76人；第四班招收388人，毕业364人；第五班分法律部和政治部，前者招收403人，毕业179人，后者招收446人，毕业206人。另外，在1906年10月，还开设可补习科一期，招收速成科毕业生80人，全部毕业。[3] 继法政大学之后，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东京法学院、早稻田大学也先后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法政速成科。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史、政治学等，对中国旧有知识分子及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全新改版，为新政时期国内的法政教育和立宪运动的展开造就了一支生力军。如前所述法政大学速成科在五年内造就的l200余名法政生，于1906～1909年陆续回国，这时正值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大法政人才进入各类相关部门。这群人有一批成为各地立宪派的领导人与骨干分子，这是任何其它一间学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校)的毕业生所无法与之相比的。[3] 三、速成教育的问题与弊端 1、早期的速成教育办的如火如荼，留日学生的数量开始急剧的增加，原有的速成科学校以不能满足需求，又有一些日本人出于营利的目的，竞相开办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