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普及教育运动（UniversalEducationMovementinthe.doc

近代西方普及教育运动(Universal Education Movement in the Modern West) 指16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受产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直接推动，对适龄儿童普遍实施普通基础教育、推行义务教育和建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历史过程。普及教育是国家对适龄儿童平等地实施的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大多数国家为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都以法律形式规定普及教育的义务性质，因此又称为普及义务教育。普及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普及义务教育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发展的基础。西方普及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工业生产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代西方普及教育思想的产生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者从人道主义和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带有普及教育思想色彩的主张。尼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 Erasmus）提出养育子女是父母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政治家和教会人士应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国家应提供足够数量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莫尔（T. More）在《乌托邦》中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普及教育，指出教育是国家的事务和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实行普及教育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莫尔几乎与路德同时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是较早论及普及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的普及教育不是仅针对儿童，而是针对一切人。同时，普及教育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包括非正规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莫尔认为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理想的人，并使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普及教育的对象不分男女、不分长幼；普及教育内容广泛、全面，方法多样，是全面发展的教育。 近代最先明确提出普及教育思想的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新教领袖们。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因信得救”思想宣扬个人的责任与判断在灵魂获救中决定一切。每个人只要通过阅读《圣经》就可以达到与神的接近。因此，首先应该保证每个人具有阅读《圣经》和参与教会事务的能力，而新教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全体民众学会读和写。马丁·路德认为，人只要有信仰，在上帝面前就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进而人们在教育权利上也是平等的，所以，应当使每一个儿童，不分性别和等级都受到教育。马丁·路德不仅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初步设想，而且全面阐述了使这种设想得以实现的一系列具体主张。马丁·路德依据《圣经》表示，对于父母来说，使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和责任，“依我看来，在上帝眼中，使人世承受沉重负担和应受严厉惩罚的公开罪行，莫过于忽视子女的教育了”，使儿童接受教育不仅是神所欣慰的事，也是父母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他还认为，行政当局对于儿童接受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局应当强迫父母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对拒不承担这种义务的父母，予以必要的惩罚。他说：“我要保留公民当局有责任强迫人们送他们的子女入学的意见……。假如政府能强迫那些适合军事工作，去拿矛和来复枪骑马防卫城堡的公民，以及在战时履行其他军事职责的人去作战，为什么不能强迫人们送子女入学呢？……哪里有政府认为有出息的儿童，就把他送入学校。”1524年，马丁·路德发表了《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提出国家办学和普及义务教育，1530年又发表了《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强迫义务教育的思想。在西方教育史上，由国家管理文化教育事务，实施强迫义务教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始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思想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更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建立公共教育制度、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而且凭借着宗教改革和他本人宗教政治学说的广泛影响，使这种思想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地域，并在近代早期由许多城市和国家进行了初步的实施。从这种意义上讲，马丁·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使其成为近代普及义务教育的理论先驱。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领袖加尔文（J. Calvin）重视教育对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意义，提出实施普及、免费教育的主张，要求国家开办公立学校实施免费教育。与马丁·路德不同的是，加尔文还亲自领导了日内瓦城普及免费教育的实践。1537年，他向日内瓦市政当局提出了改革教会和教会教育的方案。第二年，他又编写了《日内瓦初级学校计划书》，主张对儿童实施普及义务教育，规定儿童不论家庭贫富，均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美国史学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认为加尔文是普及教育之父，是免费学校的创始人。加尔文派所在的尼德兰成为最早实施普及教育和用公共税收作为教育经费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