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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教材课后练习设计的弊端 　　2011年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它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而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主要依赖于语文教材，现行的语文教材主要是按“人文主题”组织选文，形成单元。每个单元由单元提示、选文、课后练习三部分组成，在语文教材中设置“课后练习”的做法由来已久。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白话文进入中学语文课本，教材设计中就出现了少量的所谓“问题”、“习问”、“习题”等（即相当于现在的课后练习），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教材编者在语文教材编写中都采用了练习设置。1935年叶圣陶、夏?D尊先生编写了《国文百八课》，每一课都包括了四个部分：文化、文选、文法或修辞以及习问。其中习问是针对前面三个部分进行设计的练习，设计较为完善，兼顾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语言。此后，每个时期的教材都编有课后练习。课后练习是每篇课文乃至每个单元教学目标的集中体现，它不仅能指导教师的教，也能指导学生的学；不仅能引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价，也能“引导学生在课文这一具体的言语作品中学习动态的言语范例，在学生阅读思考这一动态过程中学习语言应用的规律”，还能体现教与学的统一、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正如王光荣先生所言：“过去乃至现在的阅读教学，通常是‘教教材’，实际上是以课文后的‘思考与练习’为轴心的教学。”随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语文教材也不断进行着相应的更新与完善。在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材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语文课后练习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语文教学中还是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不仅有教材使用策略上的问题，更有教材建设上的问题。课后练习的设计作为教材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语文教学效果。笔者通过对现行使用的人教版新课标初中语文教科书的观察分析，发现其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反思。 　　由于政治大环境的要求，语文学科在不同的时期承载了不同的内容。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先后经历了构建“公共话语模式”、力倡“文道统一”、凸显工具理性以及新课标理念下的融汇于主体精神四个时期，语文教材的课后习题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同时期，语文所承载的任务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而语文课后习题的设计就显示出特定时期语文教学任务的侧重点。二十世纪末，语文教学的“工具化”曾风靡一时，它强调基础知识传授的系统化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序列化，对于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下，语文教育更向着纯工具化、纯技术化的方向发展，语文教育陷入了“科学主义”的境地，从二十世纪末期的语文教材课后练习题中我们也可见一斑。由于“工具化”的教学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忽视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需要，因此引起了教育界的反思：语文教学呼唤主体精神的回归。新时期，新教材无疑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新教材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强调‘人文性’的同时对‘工具性’关注得不够，存在着去知识化、技能化，淡化训练的倾向。语文学习毕竟主要是语言学习，而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和传承文化的工具，学习语文始终不能脱离语言的工具性。忽视工具性的语文课只能是泛语文、去语文的语文课。” 　　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而语文素养的主要表征为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学习课文重在理解课文是如何运用语言进行表达的，即它的言语表达形式，而不是它的表达内容。”现行的语文教材按“人文主题”来组织单元设计，因此人们对教材的选择仅限于“选文”上，夸大了“选文”的功能，忽视了练习的研究和设计。王荣生一再强调：“对选文的阐释，对选文类型的把握，乃至编撰水准，关键在教材的练习题设计。”理论的疏忽必将导致实践的盲然。例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选文后面只有3―4个习题，少则两个，有的课文甚至完全取消练习题。有些人可能认为语文课后练习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新课标也反复强调：“语文知识、课文注释和练习等应少而精，具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在探究中学会学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少量的练习仅仅被教师拿来帮助解读课文而已，关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练习明显减少，有的课文后面仅仅有探讨的问题，这样的练习不利于学生形成“言语表达”的能力，这与语文教学的初衷是相悖的。 　　序列化是语文教科书训练的特点，它不仅指全套教材训练清晰有序，也指每单元、每课后的练习序列分明，既有纵向的序列，也有横向的序列。张志公先生说：“学习不是要循序渐进吗？那么，就需要一个明确的、合乎科学的序，教和学才能有所遵循。”只有当教学内容中的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点的排列符合了学习者的思维顺序和操作顺序，学习者才能够比较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