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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祭拜的力量 作者：许嘉璐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09日 16版） 一 拜祭先祖，其来有自。从甲骨文时代就有文字的证明，延绵至清末，始终未断。辛亥革命后，仍然保留了其中有些祭典。纵观古今，拜祭的形式随着时间、世情的变化而有所演变。这种演变，很难说是进步还是退步，它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为何拜祭先祖，没有改变。 炎黄文化成型于农耕时代。农耕生产的发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继承。从财产到技能、知识，都需要承接先人和前辈的成果。重继承，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文化的特征。“没有他，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是民族共识。不仅继承宗、祖给自己的知识，还要延续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 正是由于重继承，在继承中发展，所以中国被称为一个文化“早熟”的民族。“早熟”，就我所知，最早由梁漱溟先生于1941年提出。我对此有些质疑，因为这是以希伯来系列文化为标杆，而且出于历史线性发展观。前工业化时期希伯来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结合，经过文艺复兴，形成了西方的观念体系，包括西方哲学所说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而中国早在农耕还比较原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体系，这一体系的定型者就是孔子。如果立足于中华文化，以我们为标杆，也可以说西方的文明是“晚熟”的。我们的文化至少五千年来延绵未绝。定型早，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到民众心里，渗透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每一个习惯里。因此，尽管有外族入侵和内乱，仍然无法使它中断和消灭。如果缺乏了早熟和定型，在外力和内力的双重作用下，结果则会相反。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印度的文明，都灭绝了或中断过。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忘列祖列宗，就意味着要让中华文明不断延续、发展、壮大下去。 中华民族一代一代举行拜祭，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思考。我们对于先祖先烈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和对今天的影响，有着富于理性的认识。这就是，社会要通过劳动，构成和谐的气氛，加强继承和传播，并且不断地创造。今天无论是拜祭伏羲、黄帝，还是拜祭孔子，没有人想回到那个时代的状况中去生活，先祖的精神是在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人类从开始意识到自己和树木、禽兽、山河不一样时起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将要归于何处？至今这还是人类思考的头等问题。这意味着人的自觉。当一个人不知道应该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说他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中华民族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来自大自然与先祖；自己也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终有一死，尸骨灭而精神存；时间、空间转变了，此理则依然。例如清明节的家祭，实质和拜祭民族共同祖先相同。用宋朝哲学家的话说，这叫“理一分殊”。一理，就是寻根溯源，想象未来，想到自己如何继承先祖的精神，如何继续创造，而这一切都围绕着如何完善人生的价值；“分殊”，就是拜祭黄帝、伏羲、家祖和父母等等，对象、形式各有特色。 但是，当一个社会只有小家庭拜祭祖先，久之，这个社会就呈现出一种离散趋势，凝聚力减弱。想想过去，思考现在，有心人都会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学术、社会，都是对古代的继承和发展。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今天的基础。再想想，2015年我们在这里研讨，再过一百年，那时的人们想到今天的情景，就会像我们回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位先生分别派人拜祭黄帝陵的情形，人们认识到，这就是一脉相承。既然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要想到，应该如何做人，一百年后的后代将如何议论现在的我们。一想到此，我们越发感到一种敬畏，应该感谢列祖列宗，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二 拜祭黄帝有没有特有的意义呢？ 我想先说一说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特点。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人的“理性”发展了、普及了。“理性”这个词来自西方，是文艺复兴所确立的一个概念，基本上是指依靠思辨、逻辑推理分析世界。文艺复兴形成了西方思维的定势，直至今日依然如此。而中国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很不相同。这种理性普及了，一切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实在”（神），以及今天我们生活中时时可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假设，都需要中国的经验和理性来确证。于是，像《旧约》里的“摩西五书”，以及婆罗门在《奥义书》里所突出表达的大梵等，都遇到了挑战，那就是无法用人类的经验和科学实验推导出来。如果现在还说人类的历史只有几千年，曾经有过伊甸园和诺亚方舟，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上帝在六天里创造出来的，中国人一般很难相信。如果说这些都是一种隐喻，是先哲用以启示人类的，那么在西方原有意义上的宗教就会日渐凋零。二十年来，德国这个西方哲学的王国，天主教堂关闭、出售了将近三分之一，就反映了这一状况。 中国人崇拜以黄帝为代表的先祖，可能也逃不过这个命运，现代的人们也需要事实的检验或者文献的证明。幸亏我们自古神的位置在社会生活里退居到次要地位，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