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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考据学成因新探 　　【摘 要】乾嘉学派的学者大都是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学人。当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思想理论――儒家学说和社会出现危机时，乾嘉学者为寻求新思想理论进行了勇敢的探索。他们不满后世对儒家经典的恣意篡改，立志由训诂而明经，由明经而达道，重筑理论。但其鸿鹄之志却中断在训诂、考据等层面上，形成了当世人们所认识的乾嘉考据学。 　　【关键词】乾嘉考据学；经世致用；思想理论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式方法，历朝历代皆有存续，但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学术流派却为清代独有，在我国学术史上继先秦诸子，两汉明经，隋唐诗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后又一座丰碑，另后世高山仰止。近年重兴国学热潮，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探究者亦众。历来谈及乾嘉考据学成因者，多归之于三个方面，政治因素如文字狱，稽古右文等，迫使学者为逃避政治而考据；经济因素如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繁荣等，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得沉迷于考据；内在因素即儒学内部发展规律。依政治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被迫”埋首于故纸堆中；依经济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乐于”埋首于故纸堆中；依内在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按学术发展规律“应该”埋首于故纸堆中。但是，仅仅用“被迫”、“乐于”、“应该”来解释众多学术大师云集响应，形成一代思潮的行为，恐怕略显单薄和牵强。用“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去解释需要穷尽一生去完成的一项事业，似乎经不起推敲和研究。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有点信仰的，目标是不竭的动力。乾嘉学者为什么要训诂考据？他们旷世智慧的头脑里、经纶满溢的心胸中到底充盈着怎样的思想，才能汇思成潮，使考据学终成一代学风。 　　1 经世致用的观念 　　传统观点把乾嘉学者描绘成统治者屠刀下苟延残喘的懦弱者，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两脚书橱。其实，后人对乾嘉学者往往在“一名一物，一字一句”间求其是非，实为极不公允之评论。 　　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内核势必在几千年来的学人思想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对乾嘉学者来说也是如此。乾嘉学者大多有仕宦经历，仕宦途中，亦多做好本职工作。惠栋54岁仍应诏经明行修之士；戴震53岁仍出任翰林院庶士；毛奇龄参加博学鸿儒科，得翰林院检讨，屡次向上献书；“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阮元历任督抚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但是他们对“志权势，营财利，侈美观，极嗜欲”“早已淡然不萦于怀”[1]他们不倡享乐，不沉湎于功名利禄，反对归隐，积极入世，他们对社会对现实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还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古学研究结合起来。一代大儒戴震说“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并倡导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与民同乐”，“民富国强”[2]。 洪亮吉的社会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乾嘉时期人口急剧增长，而生产发展迟缓，洪亮吉指出“治平之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五年前增五倍焉，则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数百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3]这正是治平时代潜藏的严重危机，洪亮吉在18世纪就提了出来，只有对社会极为关注，才会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更有力的证据是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梁启超称之为“汉学思想的结晶”。长久以来这部由乾嘉学人编撰的巨型著作一直被看做考据学的巅峰之作，但是事实上其中蕴涵着乾嘉学人经世致用的思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经世的意义盖在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计民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历史上经世致用的风气非常推崇，对于与共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农学、水利、医学也极其关注。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重新正确地审视乾嘉学者，他们都是关注国计民生，关注社会，积极用世的学人，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以这样的视角推究，他们考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重释经典，探索新理论，挽救危机 　　维系社会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思想体系，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是思想统治的重要依据。明朝末年，社会危机愈加严重，作为主流学派的程朱理学却无能为力。理学在理论和现实上的瓦解，既是封建社会深刻危机的折射，也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自身危机的尖锐反映。为了挽救这两方面的危机，在理论思想领域，乾嘉学派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们为以新的理论取代理学进行了艰巨的、伟大的然而也是勇敢的理论探索。 　　历史的局限性障蔽了乾嘉学者的视野，尽管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能够大胆地去揭露和抨击社会积弊，但他们的理论探索终究不能越过封建的藩篱，他们仍然想从儒家学说这棵参天古木中寻求新的理论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但是翻开儒家典籍时，他们惊谔地发现，每个时代的学者皆以上承孔子的面目出现，从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出发去阐论典籍，更改古意，结果是时代愈晚，就愈背离圣人所谓的“微言大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典籍之散佚裁汰，讹误脱衍愈加严重，以至于面目全非，不可卒读。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