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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治理專題研究 潘兆民　東海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暨大陸研究學程副教授 第二章中央與地方關係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呈現的緊張關係是：「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降低，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提高」 因為地方政府有居民的支持。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分配不清，彼此的談判已經成為主要的交往模式 　地方政府從權力的傳送者，轉變為行為的主體 　 造成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的因素 １．中央和地方責任分配不明，界線模糊。 ２．地方責任制是把深化改革的難題交給地方承擔。 ３．中央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到地方往往被扭曲，甚直遭到地方的抗拒，其合法性不斷的被質疑。 解決中央的合法性危機 抑制諸侯經濟的方法－－宏觀調控macro-control Macro-control (Simplified Chinese: 宏观调控, 宏调) refers to the use of dire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cool down the overheated economy. The policy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1993 by Zhu Rongji,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t the time. His policies included collective measures to constrain monetary policy, suppress real estate and stock markets, control inflation, lower supplies of raw materials and reduce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purpose was to achieve a so-called soft landing of an economy that was growing too fast. 非規範化: “1（中央）對30（省區）”的博弈格局 第一，中央與每個省達成的妥協都是特殊的妥協； 第二，談判的社會成本太高。 第三，“1對30”的談判造成政策不一、體制不規範、缺乏法制約束。 第四，這種談判方式使種種壓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各省卻不能相互制約。 中央和地方緊張關係的態樣 一、在中央和地方關係重構，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降低，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提高。 二、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變成一種行為性的聯邦制。 三、地方政府從權力的傳送者變成行為的主體。 在緊張關係下，中央和地方如何互動 地方政府會判斷中央的政策對其是否有利，再決定採取什麼對策 pioneer（先鋒隊、開拓者） bandwagoning（扈從者） resisting（抗拒者） 中央政府根據地方政府採行的對策而提出對應之道（針對抗拒者） 「調和」 採取此種談判的方式的主因： 第一、「分權的非規範化」，沒有一套制度去制約各地方政府和中央的關係，或是制約各地方的關係。 第二因素是：「中國各地區發展不均衡」（也是制度化難以建立的因素），無法採用一致的決策 第三個因素：國家整合方式 「懲罰」 執行獎懲，中央政府要提高政府的財政能力 獎懲的重要依據 。 中央和地方談判有二種方式： 個別談判 集體談判 中央和地方未制度化之前，不得不依靠談判解決彼此間的矛盾，談判是一種非制度化的方式，所以形成兩種方式： 1、個別談判 2、集體談判。 中央政府偏好採取談判的主因： 一、區域的整合是透過集體談判而形成的。 二、在集體談判中，中央面對的是區域組織而不是個別的省份。 三、中央政府的權力資源擴大。因為各地方資源並不一致，但是集體談判的結果可以使中央可以運用的資源增加。 談判的結果 談判造成的危機： 一、導致高額的談判成本，以及成本的浪費。 二、一旦中央政府和個別的省市談判成功，則其他省市也會想進行談判。 三、談判並非在制度化的穩定框架中進行，結果是中央對地方政策的不穩定性，中央可能隨時收回權力。 中央地方的互動類型界定政府集權(governmental centralization)或行政分權(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的標準 「政府集權」 「政府分權」 「行政集權」 「行政分權」 以「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為標準來區分政府集權/分權以及行政的集權/分權 地方占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比例的極小值０（集權）與極大值１（分權），可分為四種類型 「政府分權，行政分權」：地方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