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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背景下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及相关研究 　　【摘 要】目的：了解新医改背景下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提出干预建议与对策。方法：选取南京市城南某区八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40名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职业倦怠量表一通用版、应对方式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调查，同时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社区卫生机构管理者进行访谈。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①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总检出率为26%。②不同年龄、职称、职业、工作年限、家庭月均收入的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水平有显著差异；③社区医务人员倾向采用积极应对方式。④社区医务人员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和职业倦怠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⑤社区医务人员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可以预测职业倦怠。结论：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总体水平较低，主动开展组织干预对改善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可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加剧，职业倦怠已成为职场高频词。其对倦怠者自身健康以及家庭、事业的危害不容小视。医务人员也成为职业倦怠高发人群。Maslach等认为[1]：职业倦怠主要发生在长期紧张的助人工作中，体验到的心理疲劳和心理能量被抽空的感觉。从2009年开始的我国新一轮医改，对基层医疗机构（城区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出了新要求。社区医务人员承担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任务将更为繁重，职业倦怠水平的严重程度将影响新医改进程。本文以南京市城南某区社区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职业倦怠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探讨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期对维护社区医务人员心身健康、推进新医改提供有益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南京市城南某区社区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该区经过区划调整后于2013年成立，其下属的社区卫生机构由三个区整合而成。被调查的八家单位分别在原三个区中按比例抽取，340名被试人员再从被调查单位中按比例随机抽取，发放的340份调查问卷全部回收，有效问卷327份，有效率96.2%。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开展调查。 　　1.2.1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学历、职称、职业（工种）、从业年限、个人（家庭）月均收入等。 　　1.2.2 职业倦怠问卷 　　使用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作为检测工具，该问卷分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三个维度，信、效度良好。2002年，我国学者李超平对该量表作了修订，问卷共15道题[2]。采用7点自评方式，计分方式为0～6分，分值越高则倦怠越强。 　　1.2.3 艾森克人格问卷 　　使用EPQ（成人版）作为测试工具，由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性四个量表组成，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人格问卷量表之一。 　　1.2.4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我国学者肖计划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3]，主要测试个体面临应激事件，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和办法。该问卷由积极成熟的应对（解决问题、求助），消极不成熟的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及混合型（合理化）6个分量表组成，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2.5 访谈 　　对该区卫生主管部门和八家社区卫生机构管理者进行访谈，了解该区对社区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分析讨论其发挥的效用。 　　1.3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本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1）女性居多，计243人，占74.3%。（2）“己婚”人员居多，计258人，占78.9%。（3）“本科”学历者居多，计170人，占52.0%。（4）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居多，计236人，占72.2%（5）“初级”职称人员居多，计184人，占56.3%。（6）个人月均收入以“3001-5000元”的居多，计199人，占60.9%（见表1）。 　　表1 社区医务人员有效样本基本资料情况表（n=327） 　　2.2 职业倦怠总体状况 　　327名被试中职业倦怠总检出人数为85人，检出率为26.0%。其中，情绪衰竭检出率最高（20.2%），去个性化（17.4%）、个人成就感（7.6%）。李永鑫、李艺敏[4]探讨的基于该量表得分的职业倦怠诊断标准，依据三维度的临界值将从业人员倦怠水平分为零倦怠（三维度得分均低于临界值），轻度倦怠（某一维度得分等于或高于临界值）、中度倦怠（某两个维度得分等于或高于临界值）和高度倦怠（三个维度得分都等于或高于临界值）（见表2）。结果显示，三维度均分均未超过临界值，轻度倦怠55人（64.7%），中度倦怠23人（27.1%），重度倦怠7人（8.2%）。 　　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