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描写与现小代说的文化特征.docVIP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 一．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乡土特征 现代小说的自然描写有着鲜明的乡土特征。鲁迅、魏金枝，废名，师陀，沈从文与叶紫，沙矴与艾芜、端木蕻良和萧红笔下的自然描写都与特定的乡土连接在一起。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的乡土特征除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风物的描绘以外，最典型的表现在现代作家在自然风物中所寄寓的乡土情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乡土情感占据重要的地位，紧密地联系着作家的乡土经验、记忆与潜意识。而现代小说乡土情感的出现，取代了乡土散文和乡土诗在表达乡土情感中的独尊地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现代小说自然描写寄托作家的乡土情感表现为深沉的苦恋；理想的讴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三种典型的形态。 以深沉的苦恋型的自然书写表达乡土情感主要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来自东北的作家群体是真正失去乡土的，他们的作品洋溢着东北旷野、河流，草原、山林的辽阔而悲郁的气息，充满韧性的力和不屈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充满对故土的苦恋。他们的作品常常以地名为题，几乎成为乡土情感的标记，《万宝山》、《松花江上》、《鴜鹭湖的忧郁》、《科尔沁旗草原》、《呼兰河传》、……，即或不以地名为题，很多也和自然有关，《八月的乡村》，《大地的海》、《小城三月》、《旷野的呼喊》、《北望园的春天》、《开不败的花朵》、《樱花》、《早春》……。国仇家恨溢满心胸，外在的失去转化为内在的苦恋，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很少有一个作家群的乡土情感象东北作家群一样深沉悲愤。以对故土风物的赞美，以自然的美淡化对人事的厌恶感并表达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并进而缓解内心压抑和难言的哀愁苦闷是现代作家迫不得已的苦衷。在热情日渐消淡，生命意志与外部恶劣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作家心灵中那种对自然、宁静的童年的记忆开始作为一种对社会客体的反差对象不断涌现。自然描写在深切的慨叹中暗示出社会生活在心灵上刻下的创伤，表现出作者对自然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作家在自然中找到了理想的寄托，在这种寄托中，社会的阴影被淡化了。鲁迅的《社戏》对月下水乡风光的书写如此，而沈从文和废名的小说显然是此中代表。废名的小说追求真善美的意境，废名小说表达对乡土的眷恋。《柚子》在物事人非的怅惘之中写故乡外祖母处的小河、山坡、杜鹃花、沙滩、绿草，《竹林的故事》写竹林，春水，河流等等凸现的是一个主人公多情的叙述，对乡土风物人情的追恋。总体上而言，沈从文与废名小说的自然话语是一种纯，一种美，一种理想的书写，一种对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追求，自然描写和故土意义更多打上了回归自然，回归家园和回归自由的精神意义。 自然描写表达现代作家的乡土情感还有一种复杂的形态，这就是面对故土，自然风物的描写表现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堪回首的忧郁而难言的心态。鲁迅的《故乡》、《风波》、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萧红的《生死场》，师陀的《果园城记》中的自然话语均有如此特色。《风波》中自然景物描写的农家乐，自然、平静、恬适与其后的辫子风波形成了对衬，《示众》中暑天人们的疲惫、慵懒与无精打采，萧红的《火烧云》，牛马羊在天空的大展览只是为了慰藉只能靠自欺来生存下去的人们，无不表达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种理想的心灵净土消失和破灭的心态 。在乡土小说里面，芦焚的小说着力以自然描写呈现“荒野意象”，《里门拾记》中颓坍了的围墙，附着绿沫的水池，崎岖的泥路，像燃烧着的箭猪般颤抖着、无味，寂寞的，厌厌然爬行的太阳，《果园城记》中的尘土、大野，胡草、荒原以及铺满野草的小径，与荒村、废宅，弃园，破庙一起点缀和渲染了乡土的荒凉与萧瑟。异乡之于他，没有可寻求的东西，故乡之于他，是一片曾经充满诗意而现在却无限荒凉的原野，飘泊的灵魂无所归依。正如朱光潜所说“他所丢开的充满着忧喜记忆的旧世界，不能无留恋，因为它具有牧歌风味的幽闲，同时也不能无憎恨，因为它流播着封建式的罪孽”，这种矛盾纠缠的心理让人“不敢说它已失望，可是它也并不像怀着怎样的希望”。[1]因此，这类小说的自然描写，往往打上强烈的文化批判的色彩。 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对乡土情感的负载与寄托，和自然与乡土的同构相关。作为“非人为地存在或发展着的一切物质”，自然的平和安详反衬着现实空间的剑拔弩张，它的清静幽雅映衬着文明世界的污浊混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与乡土紧密联系在一起；与都市的远离自然相反，乡村似乎天然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保持着原始性的质朴自然风貌，而自然在乡村优美宁静的氛围中也被体现得尤其完美透彻。在情感意义上，乡土是温柔的避风港湾，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思乡情；自然则是生命的归属地。自然包容乡土，而作为特定乡土构成部分的自然，却又是乡土的一种铺展和延伸。 当然更为重要，现代小说中乡土风物或乡土自然描写的出现，和现代作家的精神之旅以及现代作家乡土意识的产生有重要的意义关联。现代知识分子疏离传统家庭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