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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再现 　　摘 要 本文以《南方周末》中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为个案，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呈现。研究发现，《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群体的报道以留守儿童个案或群体的现实生活境况为主；报道类型以通讯、深度报道为主；消息来源多元化；媒介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再现从中立的角度倾向性建构负面形象，留守儿童形象的建构是大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相互建构的结果。 　　关键词 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建构；议程设置；《南方周末》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2-0074-02 　　随着二元城乡体制的演变，媒体对留守儿童新闻报道的选择性议题着眼于“问题命题”形式，拟态环境下对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建构则强化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舆论导向，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随着媒体视角在发生着变化，“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问题儿童”“犯罪少年”“迁徙鸟”“候鸟”“孤独儿”“流浪者”等，像一个个定势化标签贴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呈现在大众心中的形象被标签化、污名化。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仅没有解决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反而侵犯了留守儿童自身的合法权益，加剧了留守儿童与城市之间的矛盾，不利于成长期儿童的心理发展，从长远来讲，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1 议程设置下的理论支撑 　　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首次提出议程设置的观点，他说，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就像囚犯一样，只能看见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而这些反映构成了我们头脑中对现实图像的载体[ 1 ]。随后，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中将这一概念演变成一种理论假说，对媒介议程的设置到底是什么在起着影响及作用的命题进行思考[ 2 ]。两年后，高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中的新闻框架是从消息源、社会情境、新闻从业人员等因素互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有意义的建构活动。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总而认为大众传播既不能左右受众的思维，也不能更改受众的思维方式，但是就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在对信息的安排上可以左右受众去关注什么、谈论什么、接受什么。格里维奇和布拉姆斯认为，通过有意义的议程设置是民主化社会的需求，同时肖也认为在讨论某共同议题时，媒体议程设置可以促使意见相左的团体或个人达成不同程度的一致，从而实现他们之间的对话。议程设置是指通过反复的手法传播某类别的信息，来强化对受众这一信息的接收程度[3]。笔者就媒体对留守儿童形象建构和生存状态的呈现，从而直接影响了公众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建构。 　　2 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呈现 　　笔者通过对《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近八年的相关新闻报道，运用内容分析法来研究南方周末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的呈现。 　　2.1 研究设计与方法 　　1）样本的界定：以2009年7月23日至2016年5月13日《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相关的报道，共47篇报道。本文以选定时间范围内的《南方周末》中包含留守儿童关键词的报道为分析单位。每一篇为一个分析单位，包括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数据新闻等。 　　2）类目建构：根据《南方周末》中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本研究制定的类目包括：（1）基本类目：①报道议题；②报道时间；③报道结构：篇幅及配图；④报道态度：中立、负面、正面；⑤新闻来源：媒体及从业者、专家学者、调查组或调查报告、演员或艺人、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教师或学生；（2）形象指标类目：通过分析研究文本总结出具有相关性的24对由正反词组成的形象指标，每一组可分为3个评价的等级：正面、中立、负面，分别予以赋值1、0、-1。其中，“0”代表报道采取的中立态度，没有明显的报道倾向性评价。本文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方法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统计《南方周末》对留守儿童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形象指标次数来反映媒体的关注度，判断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从而根据双向评等量表各形象指标类目的得分率来判断《南方周末》中呈现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是正面、负面、还是客观中立。 　　2.2 研究内容 　　1）报道时间：《南方周末》对于留守儿童的报道2015年之前侧重于寒暑假假期前后，2016年积极响应《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落实，进行了为其3个月的全方位连续报道。 　　2）报道议题：报道议题具有直观反映媒体对于社会问题关注的重点，并建构框架来影响受众的认知，从而引导舆论导向[4]。本研究的内容有：（1）留守儿童个案报道；（2）关于留守儿童的相关活动；（3）留守儿童群体的权益保障；（4）关于留守儿童的政策与法规。2009年、2011年、2013年、2014年间对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分布于个案、公益宣传活动、权益保障3方面；而2012年着重于个案的报道；2015年伊始关于留守儿童的政策与法规的相关报道趋多；2016年则重点在于通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