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经营方式及商经秘诀.docVIP

论述徽商的经营方式及成功秘诀 明代兴起的徽州府籍的商人集团。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囤积商品，待价而沽商品囤积是商人在经营中惯用的方式。徽商中以“居积致富”、“积着起家”的事例史不绝书。明朝休宁人许贶经商于淮泗间，他“能观时变，上下其殖，居积致富”，致使其家田园宅第“盛甲一乡”。吴景芳，商于南陵，也是“居积成富”，后来他的三个儿子承袭父业，“富益充矣”。清代黟县商人余士鳌也是“善居积”，其资本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损失殆尽，但他凭借“善居积”的本事，以仅剩的50两银子作本钱，重整起旧业。　　明清时期的小生产者由于资金短缺，生产、生活资料的储备都很不足，所以每当粮食、棉花、蚕丝等收获后，他们必须及时将其卖出，以便交租纳税和用以支付生产、生活上的急需。及至其他季节，他们又靠零星出售自己的手工业品获取货币，陆续购买上述物品以供生产、生活上的需求。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上述商品的季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商品的季节差价日益扩大的现象，从而为商人囤积商品、待价而沽提供了有利条件。　　囤积商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待乏，一种是囤积居奇。前者通过“观时变”、“察低昂”，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的利润。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的经营策略，商人获取的利润是一种正当的价格差价。而后者则是乘小民之急，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所以，以上两种类型的囤积商人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这两种囤积商人在徽商中皆有。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苏州大旱，粮食短缺，米价腾贵，每斗市价150钱。此时有个徽商从湖广贩米至苏州，如果按当时价格发卖，他已经可以获利四倍了。该商犹不满足，便把粮食囤积起来，不予出售，等待粮价继续上涨。有人讽刺他说：“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粜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合，头上苍苍不是天。”这是一种典型的投机牟利的囤积居奇之商。　　与此相反，1745年（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使价腾跃”，然后再抛售，则可获暴利。然而，喻起钟不听，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粮食短缺的困顿局面。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与前面所讲的那个徽州粮商可获利四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往往将“囤积”和“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定居下来，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售地囤积，等待时机在本地销售。如休宁人程守仪同他的两个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两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巨富。歙县人方汝梓，与其弟经商于青、齐、梁、宋之间，根据形势，“转徙积贮”，把商品贩运和商品囤积活动结合起来，结果也是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厚。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把商品囤积与放债活动结合起来，也是徽商常用的方法。明朝弘治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年轻时父亲客死外地，其资财也被人占夺殆尽，不得不弃学从商。他与同宗者10人合伙，每人出钱三百贯作本，在江苏溧水经营。他一方面在春荒不接的时候，向贫下户贷款，秋收时节收取利息；另一方面在“谷贱伤农”的时候，平价购进粮食囤积，待大饥之年，谷价腾贵时，再把囤积的粮食抛售出去，在一买一卖之间大获厚利。程锁是个善于经商的人，自觉遵守商业道德。他放债取息较低，年息不过十分之一；籴粜粮食持价比较公道，即便是大饥之年，出售粮食的价格也跟以往差不多，所以博得了当地人的交口称赞，以致生意越做越红火。后来，程锁又将生意扩大到苏浙的其他地方。年轻时仅以“三百贯”起家的程锁，到中年时，已成为拥资数百万的富商。程锁致富的秘诀就在于把“囤积”与放债结合起来，春荒米贵之际，贷钱给农民，然后再让农民拿钱来买自己囤积的粮食；秋收米贱之时，让农民卖粮还贷，自己又乘时买粮囤积。虽然程锁是个“良贾”，但通过这样一出一进，一进一出，放贷收贷、购粮销粮的循环往复，他自然也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浙一带的徽州囤积商人为了扩大其囤积规模，有时还同典铺串通一气，大搞囤当活动。他们事先跟典商讲定较低的利息，每当粮、棉、蚕丝上市时，便乘贱收购，当进典铺，取出质钱，再买再当。在典铺资金的通融下，囤商的一两本钱，往往可以买到价值数两银子的货物。待到市价上涨时，囤商便陆续赎出货物，高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