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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及葡萄酒传入西域探析 摘要：葡萄是中西方交流中的重要产品，本文就古代葡萄及葡萄酒的种植或酿造方法传至西域作了详细叙述。包括葡萄的命名以及历史演变，葡萄的原产地，葡萄的种植方法，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自汉至明清的吸收外来经验与自我创新等等。葡萄的传入西域是传入中原的前提，对我国的中医学及饮食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葡萄 葡萄酒 西域 传入 正文：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事件，莫过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早在古罗马时期，“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当罗马人正陶醉于被称为“赛里斯”（意为“中国人”）的丝绸时，中国中原人也沉湎于葡萄的“甘而不饴，酸而不酢”的芬芳之中。丝绸的西进，葡萄的西渐，大概可以算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盛事，它对东西方文明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要讨论的葡萄栽培、葡萄酒以及其经营等，均生动的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中互相促进的盛况。 我国古籍所记中原地区的葡萄和葡萄酒来自西域，酿造葡萄酒也法于西域。而我们所说的西域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西域专指葱岭以东、阳关以西的新疆地区，广义西域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本文所指的西域多以狭义范围——新疆地区为中心，同时涉及一些境外地区。 关于葡萄的传入以及名称变迁 中国古代的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产地在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一带，大约五千年乃至六千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等地区开始栽培和进行葡萄酒的酿造。其东传的路线学界基本可以认可为：从费尔干纳盆地（即古大宛）传入新疆吐鲁番地区，再东传而来。其中吐鲁番地区可以说是我国葡萄引入的一个关键中转站。但在我国古代葡萄的传入过程中，特指葡萄的名称多种多样，如、蒲陶、蒲桃、蒲萄等。尤其是在吐鲁番地区，从出土文书看，葡萄的名称不下五、六种。葡萄名称使用上的不规范、不统一，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桃”、“陶”、“蒲桃” 吐鲁番文书是1959年到1975年从吐鲁番古墓葬区以及一些古城、洞窟遗址出土的纸质写本，大约属于东晋十六国到元代这一历史时期。其中关于“桃”和“葡萄”等不同名称的记载很多，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域吐鲁番地区在高昌郡、高昌国及唐西州三个不同时期有关研究葡萄酒物质文化（包括葡萄酒名称）的珍贵资料。陈习刚先生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桃”和“葡萄”等不同名称做过详细的统计。涉及“桃”、“蒲桃”、“陶”等不同名称的文书出自39个墓，达58件。从称谓角度看，其中高昌郡时期文书3件，均称为“蒲陶”；高昌国文书27件，其中“桃”12件，“蒲桃”8件，“浮桃”2件，“蒱桃”1件，“桃”、“浮桃”并用1件，“桃”、“蒲桃”并用3件；唐西州时期文书28件，其中“桃”13件，“蒲桃”4件，“蒲陶”1件，“陶”6件，“蒲桃”、“桃”并用2件，“蒲桃”与“桃”、“蒲桃”与“桃”并用1件。 可见，在吐鲁番文书中，尤其是在高昌国、唐西州时期，有关桃、蒲桃等名称繁多，有桃、蒲陶、蒲桃、浮桃、蒱桃、陶等。称谓众多，因此，辨析文书中“桃”是否指“葡萄”，对于葡萄研究来说，有重要意义。 （二）典籍、诗歌中的葡萄名称考辨 我国古代通称的葡萄，属于欧洲葡萄，这一名称的使用较晚。从典籍记载看，葡萄，“《史记》中写作‘蒲陶’，《汉书》写作‘蒲桃’，《后汉书》中写作‘蒲萄’，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这一名称。两汉时，今新疆地区的伊吾、车师、且末、龟兹、焉耆、于阗等地也都盛产葡萄。龟兹一家能收藏数千斛葡萄。这众多称谓，是随着人们对它的熟悉和喜爱而从繁多到简单的演变规律的反映。在唐人诗歌和文献记载上葡萄名称最普遍的有“蒲陶”、“蒲桃”“蒲萄”几种。如李颀“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岑参“葡萄宫锦醉缠头”。唐代史籍中也使用了“蒲陶”一名，如《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记载焉耆国“蒲陶”。 从上述在唐代诗歌、典籍中“蒲陶”、“蒲桃”、“蒲萄”、“葡萄”互用，以及吐鲁番文书中的“蒲桃”、“蒲陶”并用互为印证，表明“蒲桃”、“葡萄”是唐时葡萄的通称。自唐以后，历代主要的典籍、类书及文集等，对葡萄的称谓多以此为参照。如《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多记葡萄为“蒲桃”、“蒲萄”、“葡萄”。尤其是《元史》、《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就更多只记葡萄。通观葡萄传入后，在我国典籍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名称为中原人们接受并相对固定使用是在唐代。 西域的葡萄和葡萄酒 葡萄酒的酿制以及饮用葡萄酒的习俗与葡萄种植的发展息息相关。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葡萄种植的原产地、传播路线作了大量的考证性研究，虽然莫衷一是，但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人工栽培葡萄最古老的是西亚波斯、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