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与“虚文”之间：晚清改试策论的多重困境（1898―1905）.docVIP

“实学”与“虚文”之间：晚清改试策论的多重困境（1898―1905） 　　策论并非晚清方才出现的新文体，但在科举改制的过程中，作为新旧交替的过渡方案，一度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以往对清季改试策论的研究，基本放置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框架内，将策论视为接引西学的媒介，而多少忽略了媒介自身携带的文类传统。事实上，策论的文体形态与它所接引的知识体系未必是完全兼容的。作为八股文的替代物，策论被认为是更切近时务的实用性文体。但在以西学为摹本的“实学”面前，策论与八股“殊流同源”，都属于“虚文”的范畴。 　　一、弃“虚文”而兴“实学” 　　“虚文”与“实学”的对举，可以说是晚清改试策论最主要的舆论驱动力。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898年6月23日）上谕有云：“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此条上谕明确道出改试策论的目的在于“励实学而拔真才”。同年五月十二日《申报》对此作注，谓“文运与世运相为转移”，废八股、改策论乃“中国由衰转盛，由弱而强之一大转机”，因“大抵华人之弊，在乎虚文太甚。虚文之甚，皆由八股进阶之厉”。将以八股、诗赋为代表的“虚文”诊断为国人之病根，进而宣称科举改制为国势“由衰转盛、由弱而强”的转捩点，这几乎是戊戌变法前后朝野上下的流行论调。 　　需要追问的是，何谓“虚文”，何谓“实学”？奏牍、报章中反复出现的这两个关键词，是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思想背景中被凸现出来的。“虚文”与“实学”的区分，可参见1897年《知新报》第14期上刊载的一篇《论实学》，作者何树龄对“虚”“实”的界定是：“曰礼节，曰仪文，曰名分，曰习俗，皆人事之制作也，虚也。曰理势，曰象数，曰仁智，曰忠信，皆天道之自然也，实也”。这一区分值得注意的是，将“仁智”“忠信”诸德目列入“实学”的范畴。“虚”与“实”的界说背后还隐含着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伏羲、神农、黄帝得之，而制器，而开物，而成务，而创世；苗?r猹藜、生番野人，失之而为奴，而作虏，而丧躯，而灭种；培根、奈端、瓦特得之，而强国，而辟地，而生财，而兴学。此固未可与词藻华丽，驰声艺苑者道矣。 　　借助文明论的视野，作者最终将中西国势的落差归结到务虚还是崇实上：“泰西之国，岂天国耶？泰西之人，岂天人耶？头同圆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为伯仲。而强弱之形，盛衰之势，判若天渊者，何哉？务实学、不务实学故耳。” 　　无论以“人事”与“天道”，还是借文明论的框架来区分“虚文”与“实学”，都不免有边界模糊之处，尤其是触及伦理秩序的敏感地带，作者始终不忘将德性方面的要求植入实学的定义中。“虚文”与“实学”的区分，不纯粹是一个学理层面的问题，而是在泰西坚船利炮的威慑下，中国屡战屡败而滋生的危机意识的产物。更直接地说，并非学术、文章本身有什么虚实之分，所谓虚、实。完全是基于时势的判断，取决于国力的盛衰强弱。“实学”与“实力”的对应关系，从日本人安藤阳州撰写的《实学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请试思之，今之时何时耶。欧美雄邦，互竞富强，机械工艺之学日开，兵精器锐，日夜觊觎亚东，将使中国为俎上肉，犹不知省警，??衣饱食，苟且偷安，啜古人之糟粕，费根气于无用之空文，拟以御欧美日新之实学。是犹以弓矢剑戟邀击大炮巨舰，其胜败不俟智者而后知也。 　　弃虚文、励实学，乃是在“今之时何时耶”的诘问下，迫于欧美的“大炮巨舰”，迫于即将沦为“俎上肉”的危局，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实学”之“实”，在于有实力做后盾。在中西实力的较量下，“实学”几乎成了“西学”的代称。只是囿于中体西用的观念，不能赤裸裸地提倡“西学”，故借“实学”为烟幕弹。 　　“盖实学者，富国强兵之渊源也”，安藤阳州的《实学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实学与富强的连锁关系。1901年6月《北京新闻汇报》上刊载的《考试当改用策论议》，即从富强这一上下公认的“国是”逐步推导出改试策论的必要性。经庚子巨创后，清廷重启新政，以变法自强号召天下，“于是疆臣之奏牍、志士之议论，莫不以改变科举为清源正本之图”。此时改试策论尚处于舆论造势的阶段，“定科举之新章，立富强之根本”，成为趋新者打出的基本口号。而八股文则被诊断为中国贫弱之病源： 　　盖彼专力于帖括者，其穷而在下，士既失其为士，其达而在上，官遂负其为官……呜呼，帖括迂腐之气，内而固结于政府，外而充塞于封疆，此实中国受病之原。居今日而不废帖括，以试策论，则病源不治，百度皆无以维新。然而欲策富强，夫亦先改科举而已。 　　推求病本，“中国之痼毒，以八比为最甚”。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改试策论的必要性在于“民智之不可不开，学堂之不可不亟立，科举之法不可不亟改，时文之害不可不亟除”。 　　戊戌年清廷下诏改试策论，称“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