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蘸鼎”.doc

“芙蓉蘸鼎” 　　以古器物配置花卉，这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一个特殊图像类型，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类于“花鸟画”，更不能将之认作各类“礼器图”。将芬芳馥郁的鲜花置于彩色斑斓的古器物之中，这是一种典型而又纯粹的“审美”文化，它改变了古物的属性，同时也为自然之物赋予了新的意义。 　　反映在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供、岁朝两种图像类型。前者得益于佛教以鲜花礼佛的传统，后者取义于“花时”“花信”，并辅以种种象征性含义。从花型上看，这类图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重点，六朝至隋唐的“芙蓉”（荷花）、唐宋的牡丹、宋之后的“梅兰竹菊”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器型上看，早期的“花屋”多为金铜日用器皿，宋以后，地下出土的古器物和仿古瓷器则频繁出现。而在明代，专门为摆放鲜花而制作的仿古器物开始大行其道，三代铜器和唐宋窑器（及其仿品）流行一时。 　　从文献记载中的“芙蓉蘸鼎”，到近代拓本“博古花卉”，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图像传统。画家依照出土实物、公私收藏的古器物和古器物图谱而制作的博古花卉，精致优雅且含义丰富，为我们理解美术史或花鸟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一、芙蓉蘸鼎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梁元帝萧绎“……有《游春苑白麻纸图》《鹿图》《师利像》《鹣鹤陂泽图》《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何为“芙蓉蘸鼎”？在画迹无存，无实物佐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梁元帝绘制《芙蓉蘸鼎图》的记载视为寄托历史想象的道具。不过，借助这一道具，我们却可以吸附更多的文献和图像，重新勾描、揣摩当时的文化气氛。 　　在梁武帝、元帝时期，文物典籍充??内府，同时期大臣中也颇多好古嗜奇之士――如刘显（481 543）、刘之遴（478549）、刘杳（479―528）等人。《梁书?卷四十?列传第三十四》记载了刘显的事迹： 　　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同书还记载了刘之遴的事迹：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偻铜鸱夷?}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樽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而《梁书?列传第四十四?刘杏传》还记录了刘杳与沈约关于宗庙牺樽问题的讨论，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现无此种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的器物。刘杳反驳了这一观点，并得到沈约的认同： 　　杳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防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 　　三代古器物最初多延续上古木质、石质或陶土器具的造型，刘杳所言：古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既否定了经学大师郑玄的见解，又在同时代出土的古器物中得到验证。他的例子就是鲁郡及齐景公冢被盗出土物。在今天，这类器物也多次出土，不断证实着刘杏的判断。1982年9月，镇江大港母子墩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鸳鸯形尊”就是一个例证。 　　前引数条旁证材料，目的是想说明，在梁元帝的宫廷及周围学者群中存在着收集和研究古器物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梁元帝作《芙蓉蘸鼎图》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 　　当然，还有一件前朝典故，可能对梁元帝也会有所触动。《南史?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四?齐武帝诸子》记载： 　　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在佛教文化中，莲花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除了圣洁、远离生死烦恼，以及“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同驻等含义之外，莲花还有生命不朽不坏的寓意。僧众以铜罂盛水供养莲花，子懋流涕礼佛，虔心祈祷，此事在当时盛称“孝感”。梁元帝本人也是躬行孝道，其谥号即为“孝元”，他留给后人的著作和图画――《孝德传》《忠臣传》《全德志》《宣尼像》《贡职图》等等亦颇具伦理与教化色彩。那么，《芙蓉蘸鼎图》是不是也投射了这样一个历史典故呢？是不是“孝感”的寓意画呢？ 　　当然，这些只能是猜测。梁元帝作《芙蓉蘸鼎图》也许没有深意，用意也不在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