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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中的《圣经》元素探析 　　摘 要：为了探析《故乡》中隐含的《圣经》元素，运用由现实向过去和未来思考的方法，从小说叙述者“我”的视角出发，发现鲁迅在《故乡》中构建了现实的荒园和闰土月夜护瓜的伊甸园，并将小说人物构筑在“幸福快乐――犯罪堕落――受苦受难”的命运模式中。叙述者“我”为了拯救现实的苦难，欲开辟一条拯救之路径，在国民中呐喊并让其复归乐园。 　　关键词：现实的荒园；人间地狱的拯救；过去的伊甸园；复归的乐园 　　作者简介：王鹏飞，男，河南叶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鲁迅在基督教堂林立的浙江绍兴渡过了童年和少年生活，购买过《新旧约全书》，其杂文和散文集均对耶教思想有所论述。用《圣经》视野去探索鲁迅小说中隐喻的《圣经》元素，意义重大。 　　一、鲁迅与耶教及《圣经》的关系 　　1、新文化运动与耶教文化的关系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鲁迅等仁人志士摸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思考着何为“新”文化，面临着在文化体系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将眼光转向国外，选择了两大新元素即基督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 　　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重大，但是基督教文化绝对不能忽视，也是构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基督教文化经典《圣经》翻译本在中国大地的印刷出版和传播、西方教堂的开设、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耶教的犯罪与悔改、宽恕与博爱、苦难与拯救等思想已潜移默化在现代作家心中。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生活在新文化运动时代大背景下，势必也会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2、生活中的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圣经》的关系 　　鲁迅的童年与少年生活都是在浙江绍兴这座沿海城市渡过。根据《浙江绍兴市志》的记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美国传教士苏美格等人就开始在绍兴传教；民国时，绍兴已形成内地会、圣公会、长老会的多种基督教派系，教徒1万余名。西方基督教对绍兴人们生活影响极大，在此渡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的鲁迅，深受基督教及文化的影响。他还先后两次购买了《新旧约全书》、《圣经》“收藏了《元也里可温考》（一本关于天主教教士东来传教的历史书籍）、《圣年广益》（传教士冯秉正翻译的记载圣人行事、圣教警言的著作）等[1]”。这也为以后鲁迅在小说创作中融入《圣经》元素奠定了基础。 　　鲁迅在其创作的杂文集、散文集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均对亚当夏娃故事、诺亚洪水故事、希伯来文艺等有所论述且见解独到，并专门写《复仇?其二》对犹太人钉杀耶稣故事改编。 　　二、鲁迅在《故乡》中注入的《圣经》元素 　　鲁迅阅读过《圣经》且对其故事和思想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把当时的社会、自己的思想与基督教文化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既然宏观层面的生活中的鲁迅、中观层面的杂文散文与《圣经》有着关系，那么小说中也会隐喻着《圣经》元素。 　　《故乡》刻画了闰土、杨二嫂及叙述者“我”等人物，通过离开故乡多年的“我”归乡离开故乡的故事，以“我”的视角探索了国民生活的辛苦及缘由。纵观《故乡》的叙事结构，与旧约叙事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效，都是从现实出发，为了改变现实，进而想到过去，再构建一个美好的过去，也是为了构建未来的面貌，而现实到未来就是一种拯救行动。 　　对于整部《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①”而言，采用了“现在――过去――将来”的叙事结构。《出埃及记》是整个旧约的核心所在，讲述了犹太民族在族长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的历史进程，这是一种现实局面。古老的希伯来民族基于现实状况，需要表达他们的信仰即他们出埃及必是上帝耶和华的拯救计划，而上帝为何要拯救在埃及受苦难的希伯来人。怀着这样的感恩和疑问，他们形成了“出埃及信仰――有关耶巍是救赎的和创造的上帝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和思考人类的那些起初[2]”，于是就有了《创世纪》的上帝造人故事。所以，是先有犹太民族在埃及受难及出埃及故事，然后再有上帝造人的故事，是为了解决现实困境需要创造出一个伊甸园。鲁迅也正是基于叙述者“我”在故乡之后看到现实的苦难，需要构建一个乐园。这是鲁迅由现实向理想的思考，小说故事和人物也是理想和现实的交织，是鲁迅运用“由后来的现实往前推向思考和创造”的艺术和叙事能力的展现。 　　《故乡》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把人物构筑在“幸福快乐――犯罪堕落――受苦受难”的命运模式中，构建中国式的“伊甸园”和荒园。叙述者“我”先是勾画了一幅 “闰土月夜护瓜图画”，把闰土、猹、年轻美貌的杨二嫂安排伊甸园中，再把成年闰土、成年杨二嫂、儒家尊卑观念放在人间地狱。面对人间地狱，叙述者“我”把自己视为先知先觉，试图开辟一条拯救之路径、在国民中呐喊，希望拯救这些遭受困难的国民，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