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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护》一个矛盾的混合产物 　　摘 要：丁玲作为一个书写在政治边缘的作家，她的作品经历了三个分期、两次转折。我们总是能在她早期作品中发现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等等，她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来表现少女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女性的时代苦闷和感伤。然而，在转型时期的作品《韦护》中，虽然仍然沿袭青年男女的爱情套路，但却有着并不成熟革命倾向，众多矛盾涌现并且纷繁复杂地构成了《韦护》。本文旨在分析《韦护》中的各种矛盾纠葛，并站在时代大背景下去探讨这些矛盾的建构。 　　关键词：丁玲；个人心理；矛盾；多重性 　　作者简介：张佩瑶（1993.8-），女，汉族，河北邯郸人，沈阳师范大学15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韦护》发表于一九二九年末的《小说月报》，它改编自丁玲的好友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据考证，丁玲和挚友王剑虹到南京自学，经介绍与瞿秋白相识，继而相恋结婚，但是婚后不久王就病逝了，对此丁玲是颇有怨言的，曾经一度和瞿绝交。绝望的丁玲开始思考小资产阶级的出路，大革命的发展，让她看到了希望，于是创作了这篇著名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韦护》。丁玲曾坦言这部作品所有人物都是她所熟识的，她曾经说道：“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感受到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1]可见，丁玲的创作是想要说明的是革命和恋爱的最终取舍问题。那么小资产阶级的出路只有革命战胜本身才能获得自我救赎吗？显然丁玲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而《韦护》所体现的多重矛盾恰恰是丁玲疑惑的表现，这些复杂的矛盾最终衍生了不确定的主题。 　　一、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击 　　有人评价丁玲的这部作品是陷入“光赤”革命陷阱之中的失败之作，然而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这样，丁玲在这里不仅仅在表达爱情和事业的冲突，她更多的是在描写一个个真实存在的变革时期的青年男女们。大革命的失败感染了那一代青年男女，他们勇敢地出走，却最终发现无路可走。《韦护》毋宁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代青年男女的成长蜕变史，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搏斗，最终幼稚地战胜了现实，朝更为广阔的世界走去。 　　故事一开篇就诉说了韦护的惆怅，韦护的志向是革命，然而现实是他并不能完全被革命阵营所接纳，反而处处受到排挤。“他觉得中国的这般人，这所谓的同志，所谓的康敏尼斯特，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能固执。”[2]他是抱着十足的激情去参加革命的，现实却是他的处处不得志，没有人理解他，他自以为的说教也没有打动任何人，这让他失望透顶。可以说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冲突造成韦护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去逃避，压制了他内心“先驱者”的一面，转而向“士大夫”靠拢，甚至寻求于爱情的庇护。大革命的失败深深戕害了这一群有着革命理想的青年们，他们有的屈服于现实随波逐流，更多的则像韦护一样背负了时代的苦闷和创伤，怅于前行。值得一提的是，韦护并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反而以启蒙者自居，用俯瞰的姿态去看待他的被启蒙者们，这样就注定韦护的启蒙是失败的，韦护最深层次的苦闷恰恰来源于此。丽嘉无疑是《韦护》中最有感染力的角色，她用狂热的生命力去寻求爱情的纯真，去寻求思想的自由，也恰恰是这种生命力吸引了韦护，让韦护深陷其中。但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丽嘉内心有着传统女性的一面。她渴望在思想上寻求解放，但却认为无政府主义都将是徒劳的，于是她转而追求爱情，结果韦护抛弃了她。事业和爱情的现实真正击垮了丽嘉，迫使她明白一切都是虚无的，丽嘉最后说道：“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3]丽嘉离开韦护之后，能做的只有陪着姗姗读书罢了，丽嘉的各方面理想在现实的挤压下破碎，最后不得不陷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丽嘉面对残酷地现实选择了封闭，那么韦护的南下就是一种变相的逃离，他想要逃离这样一种现实，不过是救出来另一个软弱的自己，焉知广东不是另一个牢笼？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对立，最终吞噬了这一个个有着青春朝气的青年们，它们的抉择就成为了道路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其实还有一对夫妇，浮生和雯生活的困窘时时都在提醒我们爱情一旦失去金钱的附依，就会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附属品。如果将书比作理想的话，小孩子的摇床、太太的帽子就是现实，纵然浮生不顾妻子的反对买了书，但是这样的理想又能维持多久，最后恐怕都会变成小孩子的玩具。 　　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构成了《韦护》文本的多重性。丁玲在犹疑和不确定中去体会现实和理想的分量，无论是理想战胜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