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与情志.docVIP

《黄帝内经》与情志 　　一、情志论概述 　　情志论是一种方法论。笛卡尔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情志”，即思维、情绪、心理，他将情志与身体分开，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这种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情志论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理论。这种理论不仅仅只关乎人的身体，更把重点放在了主导人一切肢体活动的精神层次，心理层次。情志是否健全与完善很大程度地决定一个人的健康。 　　二、中医论情志 　　中西方对于心理认知的不同造就了两种医疗手段与方法――中医和西医，“情志”是中医的对人心理活动的称谓。而西医对“情志”的认知是从现象学入手的，它将“情志”二字孤立化，西医将情志看作人体生理、生化机体的一种现象。进一步讲这与中国式的逻辑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造成的。“中式思维”注重事物的整体性，并将万事万物看成一种普遍联系的系统。而“西式思维”下事物总是彼此具有差异而相互独立的。 　　成书于汉代的《伤寒杂病论》反映了名医张仲景对修身养性、生命、固本的重视，对世人“举世昏迷”、“不惜其命”、“竞逐荣势，企踵权豪”、“惟名利是务”种种态势的嗤之以鼻，并称之为“崇饰其末，忽弃其本”。这里的“末”和“本”，分别指向人的外在，身外之物以及人的内在人的“情志”和“肉身”。 　　三国时期，通晓养性之术的华佗利用“激怒疗法”治愈了太守简病，这里华佗妙用情志的规律“以毒攻毒”、“以病治病”。华佗真正对情志理论运用在“治病”的实践之中。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继承唐代以来“养性”的情志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十二多和十二少”。丰富了情志理论。 　　宋代的陈无择的《三因极-病症方论》将“七情”的情志因素作为致病的三大诱因之一，予以高度重视。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在《内经》“以情胜情”、“以病治病”的基础之上发展“习以平之”等多种情志疗法。 　　明清时期的《摄生集览》提出了“养神为首”，指出情志与“不寐”（失眠）的关系；《遵生八笺》中通过诗情画意与游览风光来陶冶情操与健心明智。 　　纵观古代养生思想，都与《内经》中的情志论有着不解之缘，在其基础之上各家养生思想得以提炼、丰富、升华。其中“养性”（调养情志）的思想和方法贯穿整书。 　　三、黄帝内经中的情志论 　　《黄帝内经》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医学思想，它对“情志”的见解独到。区别于源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使之成为中医理论的奠基石。《内经》将人的“情志”划为“九气”和“五志”是指人内在心理变化而引起的外在情绪化的表现。古人早已将情志与生命质量的高低联系起来，《内经》中的情志论由内而外、由内及表、由表及里。从精神层次到身体层次在到环境层次。总结下来包含以下五点：第一，和七情。第二，安五脏。第三，顺四时。第四，克五志。第五，意内守。 　　1.和七情。《内经》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七情”，但在《素问?阴阳映象大论》中论说了人以“五脏”化“五气”，以“五气”化“五情”的过程。人的“心、肝、脾、肺、肾”产生的五种“志气”分别化作人的五种情志“喜、怒、思、忧、恐”。这五种情绪皆与“心”相连。若情志正常，阴阳调和，则“精神专指，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2.安五脏。“五脏藏神”《内经》中讲每一个脏器都参与精神活动，故五脏又称为“五神脏”。每一个脏器如同古代的官吏一样掌管着不同的精神活动和情志活动。《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志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在人体的五脏之中，心为五脏之首，掌管五脏六腑。《灵枢?邪客》篇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 　　3.顺四时。《黄帝内经?灵枢?本神》一篇中有述：“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至长生久视。”虽然语句简单，但却道出了智者养性的规律――顺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智者养生必定顺着四时来适应寒暑的气候，调和喜怒而安定起居，节制房事，调和刚柔。这样，虚邪贼风就不能侵袭人体，自然就可以延年益寿了。 　　4.胜五志。中国哲学讲究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一种制衡和适度的状态之中。情志的失调和过度，最终会导致“病由心生”，由内而外伤及人体的脏腑并导致各种疾病。《内经》称之为“喜伤心、暴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红楼梦》的例子。如何克服这些负面的“情志”。根据五行的规律《内经》提出了“五志相胜法”即，“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悲胜怒。” 　　5.意内守。“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从保持情志的平衡、平静、到观心、观身是一个“精神内守”的过程也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对自身的身心状况真正能做到“明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