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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裔作家的社会学情怀 　　在斟酌确定本文标题的时候，我曾经一度在“视野”与“情怀”之间产生过选择的游移不定，到底应该是社会学视野？抑或还是社会学情怀呢？考虑再三的结果，是弃“视野”而择“情怀”。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是要借助这“情怀”二字充分凸显鲁顺民内心深处一种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农人情结。鲁顺民，是我的大学同窗，我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已逾三十个年头了。早在大学期间，鲁顺民那非同一般的文学才华，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已经有书写乡村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了《山西文学》杂志上。多少带有一种匪夷所思色彩的是，很多年之后，他竟然不无巧合地成为这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对于这种变化，那个时候的他，肯定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就能够有小说作品刊发在《山西文学》这样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在1980年代那样一个文学写作依然被视为神圣事业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然则，尽管鲁顺民很早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那个计划分配的时代，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带有几分无奈回到了他紧傍黄河的故乡河曲，成为一名传道授业的中学语文教师。他的文学才华对他命运的根本改变，差不多还要等到十年之后。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就在差不多十年之后的1996年，鲁顺民终于还是依凭自己的文学才华而引起了时任山西省作协领导的关注，被调入山西省作协下属的《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至此，他的身份，也就由中学教师而正式变身为文学编辑。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意识到，鲁顺民的这种身份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基本生存状态。虽然也还需要承担相对繁重的编辑工作任务，但能够进入山西省作协工作，不仅意味着他可以从此摆脱俗务，一心一意专注于文学写作，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山西省作协所在地南华门东四条，真正可谓一藏龙卧虎的宝地。置身于南华门东四条这方风水宝地，首先就能够保证他可以拥有足够开阔深入的思想与艺术视野。这一点，对于一位真正有志于在文学写作上有所成就的现代作家来说，意义殊为重要。实际上，也正是在进入南华门东四条之后，鲁顺民的文学趣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我想要说的是，曾经一度专注于小说写作，并且在小说写作上也曾经取得过骄人成绩的鲁顺民，在进入南华门东四条之后，其文学趣味居然逐渐远离了自己曾经轻车熟路的小说写作，仿佛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就变身为一位对于非虚构的纪实文体抱有浓烈兴趣的作家。在这其间，除了受到周围一些作家朋友影响的缘故之外，我以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他对于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大量接触与浸淫。至今犹记，应该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鲁顺民仿佛突发奇想地对各种社会学经典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乎，什么费孝通、吴文藻，什么涂尔干、韦伯、齐美儿、吉登斯，无论中西，那些社会学大师的经典社会学著作，他都曾经一部又一部地抱回到他在南华门东四条的蜗居里。现在想来，鲁顺民文学趣味的逐渐转移，应该与这些社会学著作对他的影响有关。又或者，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一向抱有强烈探究兴趣的鲁顺民，越来越丧失了虚构的热情，越来越觉得只有充分地借助于社会学的研究考察方法，方才有可能帮助他更深入地理解把握乡村社会。总而言之，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突出表现就是，越是到了晚近一个时期，鲁顺民便越是远离小说写作，到最后，他干脆就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把全部精力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以乡村社会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非虚构文体写作中。但千万请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这里只是在讨论鲁顺民作为一位作家个体的文学文体选择问题，并没有关涉到诸如小说这样的虚构性文体与非虚构文体之间的文体价值高低问题。实际上，无论选择何种文体，只要你有足够的思想艺术能力，都可能会写出真正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在强调鲁顺民文学趣味由小说文体转向非虚构文学文体的同时，其实也还存在着一个关于他身份定位的问题。虽然早在1980年代，鲁顺民就已经借力于高考这种方式跳出了农门，由一名乡下人而变身为城市人，虽然鲁顺民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农籍身份而无端地屡受伤害，这一点自有《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一文为证。在此文中，鲁顺民特别真切地记述了自己在1992年花钱购买蓝色城市户口的经历。为什么要去花钱买城市户口，关键在于城市户口的高人一等：“要知道，一个农民户口糟害过我们多少农家子弟，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受农民户口之累了，考学的时候，报志愿，有一栏就是填写你的户口属性，我们只能填‘农应’或‘农往’，不能填报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是专为市民户口的同学准备的。”（《天下农人》第30页。后文中凡引述此书者，只注明页码）鲁顺民自己，在上小学时也曾经有过一次因报错户口属性而遭受侮辱的体验：“我那时刚刚九岁，刚刚九岁的我便是一个‘烂农民’，这种耻辱一直印在心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