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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用“虚”（上） 　　《归去来兮辞》的结构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千古传诵、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作。据传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东坡志林》），同时的著名文人宋庠又曾说这篇作品是“南北文章之绝唱”（晁说之《答李持国先辈书》）。古代无数才智之士身世坎，怨愤抑郁，不平则鸣，或抒怀，或刺世，写出许多发愤以述情的文字。而陶渊明这篇格调和写法特殊。文章的《序》里说，他本来“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又说自己好酒，居官可得“公田之利”，由于得到叔叔陶夔的关照，“见用为小邑”（柴桑令）。但只居官八十多天，就决绝地辞官回乡种地去了。文中表现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孤傲品格，对于名闻利禄的淡泊，又能够以平和简淡文字出之，确是古今绝少人能够企及的。可以拿屈原的《离骚》作对比（这种对比当然没有评论二人作品高下的意思，实际也不能、不必评论二者的高下）。屈原赋《离骚》，“骚”者，牢骚也，牢愁也。而用现在的话说，屈原终究是“体制内”的人，所以他抒写离愁怨思，是意在“以讽谏君”，还是“冀君觉悟”（王逸《离骚序》）。他后来自投汨罗，以死明志，也是表明忠君报国之志。可是陶渊明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乱世弊政是绝望了，视官位如敝屣，干脆弃之而去。这种风范，这种态度，感动了后世无数身处乱世的有良知的文人士大夫。即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能追踪他，但却不能不赞叹之，向往之，从中受到教育，得到警醒。 　　但关于这篇作品的结构，却有不同看法。文章由说明“归去”缘由的“序”和抒写回乡之情的“辞”两部分组成。前面已经介绍《序》里所述“归去”缘由，结尾处明确记载写作时间：“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乙巳岁”是义熙五年，公元405年。接着正文的《辞》开始是：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照应了前面表明的“归去来”的文章主旨。接着描写首途景象： 　　舟遥遥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然后，转而描写到家情形：“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以下是大段铺叙，写乡居的闲适、乡间的风景、亲朋亲切来往、新春农事的喜悦等等。之后是点题的议论：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番感慨照应开头，加深了《序》里所述“归去来”的主题。 　　可是细看文章思路，本来《序》里明确说文章写于弃官而去的“乙巳岁十一月”，时令是初冬，而《辞》里却从还乡写到春耕。这里显然存在矛盾。因此逯钦立在所校注的《陶渊明集》确定《归去来辞》写于“归来”之后的第二年的春耕以后。他在该书附录的《年谱》里提出根据：“辞云：‘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知为春以后作。”但是元代著名文人王若虚则另有看法。与他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文人刘祁记载王若虚主张《归去来兮辞》的结构本是“前想象，后直述，不相?c”。王若虚在他的《文辨》里也曾具体说明： 　　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滹南遗老集》卷三四《文辨》） 　　实际这是认为《归去来兮辞》结构混乱，把“既归”的已然事和“想当然”的未然事夹叙在回归路途的描写当中；而结尾处的总括论断，更不当涉及回乡后的“耘耔”“啸咏”之事。因此，如是结构，就使得文思“窒碍”了。 　　应当说，王若虚把文章中间大段回乡后的描写看做“遥想而言之”，是合乎作者本来思路的。钱钟书《管锥编》里记述周振甫和他本人的看法： 　　周君振甫曰：“《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乎西畴’、‘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本文自“舟遥遥以轻扬”至“亦崎岖而经邱”一节，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求之于古，则《诗?东山》第三章写征人尚未抵家，而意中已有“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等情状，笔法庶几相类。 　　这是说《归去来兮辞》大幅抒写“归前之想象”，而且写得“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是一种写作技巧，并非是结构的缺陷，正如《诗经?东山》篇一样。陶渊明这篇文章是使用想象手法，构思中“虚”与“实”巧妙结合起来，而且两者过渡了无痕迹，抒写出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