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的消失和重建.docVIP

历史感的消失和重建 　　现在还有人喜欢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吗？比如《艾凡赫》《爱丁堡监狱》《中洛辛郡的心脏》《肯纳尔沃思堡》？我相信读者寥寥，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谱系中，司各特的作品曾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正典。卢卡契在《历史小说》这一作于反法西斯时代的论著对此有至为关键的论述。在卢卡契看来，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这位苏格兰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历史情怀，也不在于小说所带有的瑰丽的传奇色彩。真正的要害是，司各特作为一位并不那么“进步”的作家，在选择叙事中心人物时，既没有选择传统的帝王将相，也没有盯住“革命”一方或“反动”一方的领袖人物，而是落在了所谓“平庸人物”（average man）身上。这种“人物”在英国历史语境中就是地方小有产者。通过这样的人物来描写其上下左右前后，司各特不经意间很具体而又很完整地在小说中呈现了英国社会从封建到资本的艰难的、灾难性的、同时又是进步的转变。这在卢卡契看来，就是小说反映历史的真意所在。 　　司各特的历史再现于是成为了通向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和如何描写历史这一问题分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部分论述，也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创作时有感而发。在马、恩看来，叙述历史，切忌将历史人物当做我们现时代观念的传声筒（这种做法是席勒式的寄寓手法），而是要在这些人物中还原真正的历史冲突。在这一现实主义传统中，一切伟大的小说必然是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的深刻变革的小说。卢卡契钟爱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看不惯自然主义和现代派，同时又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感到失望，原因也就在此。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历史小说或历史文学的概念并不清晰。“五四”以来，历史书写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甚至带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从远古的神话到切近的现实，都要求着历史意识的不断拆解和重构。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所谓“油滑”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理论”（王瑶语）都引起过难以调和的争论。即便在现代派新诗中，历史和诗歌想象力的关系也反复被作为一个难题所提出。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书写和历史的阐释权力更加深入也更加凶险地合二为一。在毛泽东时代，专门展现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的小说，在文学史上被冠以“革命历史小说”之名，这类作品和官方不断改变的革命史版本纠缠在一起，共荣共损。正如洪子诚老师所指出的，有些反映古代的作品，因其革命视角，同样属于革命历史小说，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洪子诚的《当代中国文学史》还指出，中国作家普遍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本质可以被把握，虽然他们就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多有论争，但“在拒绝有关‘历史’的叙事本质的观念上，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作家们又都相信书写历史具有干预现实的能量，在“古为今用”的精神指引下，自觉不自觉地比附现实，延续着讽喻传统。这一对矛盾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历史剧复兴所引发的政治风波中，在文人历史短篇小说的灵光一现中，在“小说反党”的气氛中……都体现了出来。可以说，从“五四”到“文革”，中国的革命世纪内部充满了反历史的能量，也充满了历史本质主义的冲动。那是一个历史感过于饱和的年代，同时也是历史不断被重写甚至被简化的年代。 　　进入“新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式微，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一些瞄准帝王将相的历史小说以及电视上的帝王戏反而受到了欢迎，这类作品未必志在反映历史，而是在和中国当代的所谓变革和崛起进行着呼应和互动。更多的“古装”元素在一般影视文化中的流行，则类似于卢卡契所说，是历史变成了“装饰”。中国人对于历史仍然是敏感的，这主要是因为，用历史来折射权力关系的叙事游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另一个原因则是，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程，确实有着太多的争议，不同的评价也构成对现在乃至未来的一种态度。只不过，不论是官方对革命史的商业包装（比如电影《建国大业》之类）还是颇为时兴的“民国热”都显得并不严肃。历史叙事多元泛滥之后，历史也就变得随意了。 　　历史描写在当代文学中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历史感的危机之中。历史纵深在一切文化表征中被抹平，这是戴锦华等学者这几年反复观察并讨论的，在当下流行文学和主流影视中尤其明显。这也是一个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性文化问题。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相信历史可以被感知、理解乃至把握，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有一个历史的发展本质，从叙事的角度来讲，历史的人物、情节和方向是可以被“正确”领会和再现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对历史的信任感消失了，历史的本质不过是无数历史叙事中最强势的最有权力的一个而已，甚至对我们构成了压迫。历史的真实无法靠近，我们所得到的则是阐释和重写历史的无尽可能性或“罗生门”。当年的先锋派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