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长安：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先驱.docVIP

回望长安：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先驱 　　编者按： 　　2012年，长安诞生150周年。 　　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史来说，长安的150年，是一段不凡的历程。诞生于洋务运动、扬名于抗日战争、成长于新中国、兴盛于改革开放――长安，在150年里，辗转迁移，从上海到苏州，再到南京、重庆，跨越3个世纪的风雨砥砺，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演绎了一段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传奇，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 　　为此，本刊将陆续推出《世纪长安》系列报道，再现长安自强不息、创新发展、追寻振兴民族工业之梦的风雨历程。 　　1862年寒冬，上海松江之畔的一座庙宇里点燃了一颗火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上海洋炮局在这里诞生，它就是长安的前身。 　　这颗火种注定是不平凡的。从出生之日始，便肩负起实业救国的使命，开启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在那血与火的年代，它一路辗转，命运跌宕，脚步沉重，却始终不曾放弃，努力延续民族企业的血脉，不断追寻中华强国之梦。 　　历史是不会被湮没的。顺着洋务运动的号角、辛亥革命的枪声，让我们走进时间的深处，重新回望长安。 　　源起洋务 松江之畔传来机器声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打开“闭关”已久的国门，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内外交困中，从林则徐到李鸿章，一些不甘民族衰亡的官吏开始探索中国的自强之道，萌生“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习西法、兴洋师”，推行洋务新政。 　　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而这，也正是洋务运动早期发展的核心工业。 　　1862年5月，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江南地主买办雇佣英国轮船，将7000名淮军从安庆等地运到上海。也就是在这一年，原效力于英军的英国人马格里投效李鸿章，就任军队教官。 　　《马格里手书札记》记载：“我在被批准脱离英国军役之后，便投效了李鸿章。第一件事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我告诉他，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我的建议，但是他深恐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我遂用事实向他证明此事的可能，过些日子便造出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支炮门纸管自来火。”时隔不久，“李氏立刻授权给我雇佣50名工人，在邻近的一座庙宇里开始进行制造。” 　　就这样，上海洋炮局（又名随军兵工厂、弹药厂、松江洋炮局）于1862年底在上海松江创立，1863年4月建成。而它从一开始便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最初，洋炮局的工具极其简陋，只有锤子、锉刀，以及临时用取自田间的粘土自造的一个熔化器。后来，开始雇佣外国工匠，添置了机器。除向外商购买外，还找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如此规模极小、设备简陋的封建官营小工场，实质上是李鸿章在军需供应紧急的情况下所设的一个随军军械所，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在1872年4月11日《捷报》所载《论中国军火制造》一文中，上海洋炮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西洋式兵工厂”。而它，即是长安的前身，从此揭开了长安投身实业、创新发展的序幕。 　　从创办上海洋炮局伊始，李鸿章就确立了由洋人、国人分别管理的两种模式。为此，他“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洋工的技艺，还特意把“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调来，并将炮局分为三个分厂。其中，马格里和中国官吏刘佐禹共同领导一个分厂，被称为上海洋炮局，也叫松江洋炮局；另两个分厂（1865年均并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则由韩殿甲、丁日昌分别领导。就这样，作为总办（厂长）之一的马格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厂长，他的开放思想与管理方式对上海洋炮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上海洋炮局主要生产开花炮弹和自来火，每月生产炮弹六七千枚，交淮军各营使用。 　　自此，一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种子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为日后的金陵兵工厂、第二十一兵工厂和长安汽车开门办厂、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打下了原始基础。 　　苏州扩建 开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关于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史学界众说纷纭，但对判断进入近代工业的标准却达成共识：即以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进行生产的制造工业。基于此，1863年迁往苏州的上海洋炮局（后更名为苏州洋炮局），当是中国首家大规模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制造的工业企业。 　　不过，这还要从名噪一时的“阿思本舰队”说起。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考虑仿制或购买军舰。消息一出，英国反应最为迅速。1861年4月，刚刚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便向恭亲王奕?建议清政府购买英国船舰。1861年7月7日，经奕?奏报，咸丰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