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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历史系的那些名师们 　　重视理论研究的“守老” 　　复旦老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陈守实先生。陈守实主要培养了我的理论兴趣，我称其为“守老”。复旦历史系的几老之间，他的年纪最大，守老比周谷老年纪大。他是在后来填表的时候，隐瞒了真实年龄，因为怕别人知道他和他的夫人年龄太过悬殊，所以他给自己减掉了几岁。周谷老出生于1898年，守老的实际年龄要比周谷老大六岁。 　　守老每开一门课，每发表一篇文章，每做一次报告，我几乎都读了、听了。在整个上海史学界中，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其实是最高的。他的东西不算多，但是每一篇东西都有特别的意义。在《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 一书里，我写了陈守实先生传。他发表的那些文章，我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包括他在解放前发表的一些文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他的土地关系史研究。守老对于土地关系史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花了大量的功夫。对于 《资本论》，他不是食洋不化，而是用马克思的那一套方法来研究中国整个土地关系的演变。后来我被批判的时候，系里来调查，问陈守实有没有和我谈过三面红旗问题。我说他一个字也没有和我谈过现实问题。我和守老从来不讨论现实问题，我们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但他确实对整个中国土地关系史有独到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我的印象还非常深刻。此外，他还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对我们都有影响。在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不太赞成“让步政策说”。他强调的是，农民战争是一种自流性的运动，就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积累，通过农民战争，自流性地解决，这不是其主观意识这样做。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把旧的国家秩序打得落花流水，把那些官员杀掉，重新分配土地关系，包括战争中间人口大量死亡，这些都带来了社会积累矛盾的自流性解决。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也稀少了，统治机构简单了，统治者的消费欲望也降低了，这都是自然的。农民重新获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一个新的王朝又起来了。所以我后来讲中国是小农社会，和他的这个研究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守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仅仅把人家现成的东西套用过来。更主要的，是他对理论的重视，对 《资本论》 的重视。当然，我后来强调，不光要读 《资本论》，更要读马克思整个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哲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所以我后来一直强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其实我觉得这个稿本比《资本论》 更值得深入钻研。当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现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间，包括新的十卷本中间，都选了好多稿本的内容。在讨论如何重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时候，我一再强调这一点：不要依照斯大林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所选择的内容，而是选择真正原原本本的、尤其是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稿本和笔记。要真正了解马克思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稿本。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要读马克思的原著，而且要读这些稿本和笔记。读他的稿本，可以知道他是怎样接触问题的，怎样逐步展开，怎样在他的研究实践中间，不断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所以我们的大师是怎么来的，不是你在那里想，东看一点，西看一点，而是真的像他这样去研究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要真的懂。不要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大家都不去研究马克思。 　　我的研究兴趣很大一部分是从守老那里来的。讲到中国农村最核心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他给了我们一个和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那些观点，包括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等等都不一样的历史观。不是想让步就让步，而是要研究社会各种力量怎样博弈。历史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对于了解真实的历史，会起很大的作用。守老其实对我们挺关心的，我们对他也是真的很钦佩。讨论同样的问题，与华东师大的几位老师，还有复旦的老师一比较，就知道守老的理论深度，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当年我毕业要离校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亲自到宿舍送我，一直送到车站。当时我到学校门口去乘有轨电车。我到了内蒙古以后，他就给我写信。那是1962年11月1日，我接到陈守实先生来信，关照我研究一下蒙古问题，要求注意蒙古人（1）从不定居到定居，盟旗土地如何划分;（2） 蒙古族原来社会关系;（3） 蒙古族民间历史传统;（4） 游牧经济调查;（5） 蒙古包在草地上的分布及自流性的组织等。从内蒙古调回来以后，我是因为避嫌，后来尽可能不去给他添麻烦。 　　守老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他去世后一直到他的追悼会，都是我去张罗的。那天朱永嘉作为他的学生也来了。“文革”期间，在牛棚里，他也是我重点照顾的老先生之一。守老是常州人，他原来是中学教师，后来考到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守老在清华研究院是专做明史的。朱永嘉先是从事党的工作，生病之后，就要求搞业务，后来就做了陈守实的助教，跟着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