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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生命的礼物 　　在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中，捐献是一个起点。捐献者发起生命转移，协调员牵线搭桥，使得已经逝去的生命得以以另外的方式延续下来。 　　悲痛抉择 　　在2015年全国完成2766例器官捐献的基础上，两岁小女孩“小不点”的器官捐献成为2016年的最早案例之一：1月1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医院，“小不点”捐献了她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此时距离事故发生时，刚过一周。 　　2015年平安夜，“小不点”因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伤势严重，最终住进了东莞东华医院重症监护室。在病房外，母亲徐霞偶然看见摆在架子上的红十字会关于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在知道女儿生命已无法挽回时，她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有用的用一下，我们也高兴一点，为社会做一点点贡献”。 　　跟医院沟通后，医院联系了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很快，当天他们就办好了捐献手续。元旦前，“小不点”被转院至器官获取和移植技术十分成熟的黄埔医院。虽然黄埔医院尽力挽救，但最终，2016年元旦，噩耗来临。“小不点”的生命旅程结束了，而她的器官也迅速开始挽救他人生命的旅程。 　　生命使者 　　如果不是放在东华医院里的红十字会宣传册，徐霞一家人可能不会跟器官捐献发生关系。“以前老人肯定不会同意捐献。但是我们现在一代一代要改变思想观念。”徐霞说。这种观念的改变，也是一两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例数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而观念为什么会改变？在庄一强看来，最根本的还是器官捐献事业公开透明了，而包括红十字会协调员和医院OPO组织专业协调员在内的“生命使者”队伍，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广作用。 　　“红十字会的协调员与社工类似，不一定是学医的，主要负责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广，并去做家属的沟通和协调工作，更多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协调员。”庄一强介绍，而医院的专业协调员，本身就是医护人员，他们更多地进行一些更专业的捐献相关工作，例如，发现潜在的器官捐赠者，评估潜在器官捐赠者全身的状况、器官的功能状况，了解家属是不是愿意做器官捐赠，进而协调神经医学专家，对捐赠者的生命状况进行判定。 　　在黄洁夫看来，“协调员是器官捐献工作中间最辛苦最有贡献的一群人”。他将他们誉为“生命使者”，并用自己去年所得的一些大奖的奖金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下面，专门设立了“生命使者”种子基金，用以支持协调员工作。 　　而之前的十年，大家对器官捐献不仅是不了解，更多地是不信任。 　　2005年9月，以志愿者身份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值班的高敏，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天门的电话。电话中，一名女子告诉高敏，她女儿遭遇车祸，快不行了，想把器官捐给红十字会，可是打了好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没人帮她。高敏帮那名母亲辗转联系到了武汉同济大学医学院，著名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亲自带队去天门，帮她完成了捐献，并将器官用于移植。 　　后来高敏从报纸上得知，这位女孩的肝脏让一个小伙子重获新生，两个肾脏救了两名上海少年，眼角膜让四个深圳眼疾患者重见光明。生命的延续，让她开始对器官捐献协调充满信心。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红十字会依法参与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先行者开展起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当年，深圳红十字会设立了全国首个器官捐献办。 　　协调员不是劝捐员 　　2007年起，高敏每天都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出门都背着几袋厚厚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种器官捐献的宣传材料、捐献登记时所需的各种文件、表单，她说“这是救命的事情”。 　　而“救命的事情”是这样的：一名在东莞台心医院救治的病人家属打电话给高敏：可能快不行了，希望捐献。了解相关信息之后，她连家都没回，直接带着材料，奔赴东莞，沟通、协助办理手续、帮忙处理遗体，一直第二天天亮后从东莞陪送遗体前往深圳，高敏一直在忙碌中。 　　高敏这样的工作状态十分常见。可很多时候，她希望自己清闲点，这意味着面临死亡的捐献者少了；但她有时候又更愿意不计付出地去推动捐献，尽量多地挽救更多人。这也是她在工作中面临的最艰难的处境：“我们是协调员，而不是劝捐员，不能劝，只能是跟家属去解释相关的政策和程序，不能引导他们做决定。而等到他们真正做决定了，我们的心情往往又是最复杂的。” 　　北京佑安医院转OPO专业协调员王璐对此也深有感触：“其实我最难过的时候，不是别人拒绝我的时候，而是他们说‘愿意’的时候。” 　　因此，高敏特别愿意在完成器官捐献的时候，跟家属长期保持联系，又成为一个心理抚慰角色。常常有捐献者家属半夜给高敏发来短信或者打来电话，哭诉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每次，高敏都静静地倾听，平静地安慰。她最常用来安慰的一句话是：“他（她）其实没有走，他的生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续。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