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代汉人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考述.docVIP

蒙元代汉人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考述 有蒙元一代，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数量蔚然可观。从直观现象看，改用蒙古名字所带来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相当醒目突出；汉人受蒙古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表面，而是比较复杂深刻。那木吉拉曾撰文探讨蒙元代汉人受赐蒙古名以及对仕进、民族融合的影响，指出：“元朝蒙古统治者对汉人赐姓赐名概以褒奖、笼络汉人，开拓疆域，巩固统治或分化异族，实行蒙古化”。“放弃汉姓汉名，改用纯蒙古姓名的汉人，原民族文化心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身上已经实现了蒙古化。而对汉蒙合璧或汉蒙姓名兼备者而言，他们身上两种文化并存，民族转化尚未实现，反映出半化不化、融而未化的状态”。（49）那木吉拉的研究颇有见地，也为笔者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改用蒙古名字与学习蒙古语类似，也能大致分为前四汗、蒙元世祖和成宗朝、武宗至顺帝朝三时期。循着这三个时期予以考察，有益于重新展现和认识六百余年前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历史过程，有益于纵横结合地探索事情的真谛。?蒙古前四汗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较多出现于降蒙军政官员（及子弟）、充任贵族宿卫者和被掳私属等。例如，耶律楚材应召归附，太祖呼之曰兀图撒罕里（蒙古语，意为长髯人）；耶律留哥长子随父降，从太祖西征而有蒙古名薛4人皆有蒙古名；张荣降蒙，授元帅左都监，赐名兀速赤（意为长于游泳者）；薛塔剌海降蒙而有塔剌海之蒙古名，其子袭都元帅，又有夺失剌之蒙古名；邸顺降蒙授行唐令，赐名察纳合儿，其弟邸常赐名金那合儿；杨杰只哥率族属降太祖，赐名拔都（意为勇士）；渤海人攸兴哥降木华黎，赐名哈剌拔都，其长子“嗣镇太原”，亦用蒙古名忙兀台；移剌捏儿率其党百余降太祖，赐名赛因必赤（意为奏乐者）之蒙古名；郑鼎归降任千户，赐名也可拔都（意为大勇士）；探马赤军将石高山父的蒙古名为忽鲁虎；四路屯田达鲁花赤王的蒙古名为忙古歹；诸路工匠都总管孙威赐名也可兀兰（意为大工匠）；石抹也先长子袭御史大夫，领黑军而有蒙古名查剌（意为木盆），其弟亦有蒙古名博罗（意为青色）；耶律秃花一孙袭太傅，总川蜀诸军而有蒙古名忽林带（意为聚会），其子孙亲属7人亦有蒙古名；刘斌子刘思敬袭征行千户，赐名哈八儿都；刘敏子刘世亨袭燕京行断事官，赐名塔塔儿台……（50）是为降蒙军政官员及子弟改用蒙古名字。张拔都留备宿卫而赐名拔都，其子张忙古歹亦有蒙名忙古歹；石天麟留宿卫，又赐名蒙古台；贾昔剌“典司御膳”，赐名昔剌；常某袭父职掌蒙哥汗御膳内宰，得蒙古名兀迩笃；许国祯子许……（51）是为充任贵族宿卫者改用蒙古名字。刘敏幼为蒙古军掳，赐名玉出于（意为幼小）；张惠幼年“被俘至杭海”，赐名兀鲁忽讷特；郝和尚9岁被乞忒郡王掠，得名拔都，其第四子亦用蒙古名扎剌不花……（52）是为被掳私属改用蒙古名字。其中，被掳私属3例。降蒙军政官员、豪强武装及子弟人数最多，达到29例，占统计总数的76.3％。如果加上充任贵族宿卫者7例（与前或有交叉），可占90％。这些人的身份经历各有不同，但在与蒙古贵族直接亲密接触且受其文化影响方面又如出一辙，改用蒙古名字本身就含有受征服者蒙古文化熏染的意味。?与学习掌握蒙古语类似，前蒙古四汗时期部分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人群，仍然是燕云十六州及附近地区遥遥领先。薛塔剌海是燕人，邸顺为保定路曲阳县人，贾塔剌浑为冀州人，张拔都是大都路昌平县人，刘敏为宣德人，石天麟是顺州人，忽鲁虎是德兴府人，贾昔剌为大都路大兴县人，王忙古歹是定襄县人，孙威是浑源人，杨杰只哥是宝坻人，张拔都是昌平人，崔斌是朔州马邑县人，郝和尚拔都是安肃州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弟，人数可达到35人，占统计总数的92％。35人中，原契丹、女真人及渤海人又有12人。这里同样存在燕云十六州被契丹人、女真人占据近三百年以及蒙古铁骑最先征服，汉人“胡化”风气由来已久等地缘历史背景。而原契丹人、女真人等与蒙古人同属于相互毗邻的北方少数民族，彼此在文化习俗上的共同性更多。这一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中，来自蒙古贵族的“赐名”数量较多。如张荣、邸顺、邸常、郑鼎、孙威、杨杰只哥、刘思敬、刘世亨、张拔都、石天麟、贾昔剌、许济、刘敏、张惠、攸哈剌拔都、耶律善哥、郑温等18人，占统计总数的近一半。得名由来，比较有趣。据那木吉拉前揭文的考察，有赐予拔都等“褒奖有功，激励进取”，赐予蒙古部族名“分化他族，实行蒙古化”，“勉励工匠，褒扬医师”，“赐予绰号，臧否他族人士”4类，颇有道理。“赐名”数量较多的史实说明，因受赐者大多是降蒙军政官员、宿卫士和被掳私属，此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较被动，蒙古贵族方面主动。不过，上述“赐名”多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受赐者碑传，又说明受赐者业已自视蒙古贵族“赐名”为一种荣耀，其认同采纳的积极性又显而易见。总之，前四汗时期汉人改用蒙古名字，无论地域抑或人群，都带有局部性。地域上是以燕云十六州一带为主，人群则大致限于与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