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外关系课件.pptVIP

国际经济与政治 冷战后日本对外关系 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内在思路。 国家模式：“普通国家”，还是“民生大国”？ 国家战略：经济立国，还是争当政治大国？ 核心问题：维护“和平宪法”，还是追求军事作用？ 国际秩序观：“日美欧三极论”，还是“霸权稳定论”？ 对外关系：坚持日美基轴，还是走向全方位外交？ 社会思潮：新民族主义抬头，还是国际主义主导？ 1、“普通国家论” “普通国家论”是当代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的理论。 小泽在书中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①]他认为，“普通国家”需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后者面即“经济援助”领域已作出了一些国际贡献，但在前者即“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人意。[②] “普通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军事手段。为了论证这一理论，该书“以强化日美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③]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荒谬命题作为反证理由。[④] “普通国家论”以直接、激进的语言说出了日本一些势力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岛激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⑤]但同时，“普通国家论”也一再受到了反对和批判，使这一理论成为各界战略论争的一大焦点。 2、“民生大国论” 在与“普通国家论”相对立的各种宏观思路当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论”，其首倡者是著名记者船桥洋一。该主张首见于由船桥主编、8名学者合著的《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Civilian Manifesto，以下简称《宣言》）一书。《宣言》的序言开宗明义地概括了“民生大国论”的主要思想： （1）对待“保革”、“左右”、“强硬派与温和派”等战后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派别，《宣言》统统予以排斥，称：“我们不是鹰派”，“我们也不是鸽派”，“我们不是右翼”，“我们也不是左翼”，因为“冷战已经结束”； （2）对待日本外交，《宣言》主张：“我们已厌烦专等外部压力的日本政治，也为无理念的外交而感到羞耻”，“（我们）必须拥有理念力量，必须提出战略”，在和平、发展、人权、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 （3）对待“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宣言》都持反对态度，并提出了“民生大国”的概念，称：“我们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我们也反对停留在经济大国。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的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 （4）对待“欧美主义”和“亚洲主义”这两个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最重要选项，《宣言》的主张是：“我们不主张脱亚入欧，但也不主张入亚脱欧，我们主张入亚入欧”（亦叫“太平洋全球主义”）； （5）对待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宣言》强调：“国家利益的含义也应重新定位”，“为了日本的生存而让他者生存”，“实现开放的自我利益”； 2、“民生大国论” 6）在国际政治立场上，《宣言》标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是靠两条腿站立”。 船桥强调，日本不应成为“普通国家”即军事与经济大国，而应自我定位为“全球性民生大国”。他主张，日美同盟虽须坚持，但应在冷战后的形势下予以改造，改变过度的“贴近美国外交”，以多边（联合国、关贸总协定）、日美欧三极（G7、OECD）以及地区（ASEAN扩大外长会议、APEC）等多重外交对之予以平衡。 船桥认为，日本必须改变缺乏亚洲政策的现状。在这方面，最大障碍就在于日本自身，即就在于能否认真清算侵略历史，从而真正得到亚洲国家的信任。 “普通大国论”和“民生大国论”是冷战后日本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模式。近年来，两者出现了共存之势。“普通国家论”中关于“为国际安全作贡献”的主张已在日本各界得到了广泛支持，而“民生大国论”提倡的“多重协调体系”主张也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日本外交之中。 国家战略：经济立国，还是争当政治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选择了一条作为“通商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战略。 80年代上半期，中曾根首相正式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这标志着日本开始从战后的“经济立国”战略转向“政治大国”战略。 在90年代，日本的政治大国志向丝毫没有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