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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意识形态批评：《阿甘正传》 被称之为“意识形态批评”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实践，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最重要、也是最富于活力的电影理论与批评路径之一。它有效地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后结构主义、电影的文本细读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某种使电影批评介入社会现实变更或社会斗争的方式之一。尤其是风起云涌的60年代似乎彻底消逝在“旧日”、而始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获胜之后，意识形态批评对于揭破由大众文化所负载的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始终保持着现实的活力。 《阿甘正传》导演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甘正传》这部在美国本土、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惊人成功的影片，正是使我们得以实践意识形态批评的恰当文本之一。影片以似乎相当简单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一个智商只有75的“傻子”的故事，但这故事却事实上彻底地重新书写并言说了美国20世纪50—80年代的历史；并且被美国的盛赞者与怒骂者共同认可为一部成功的社会“神话”。我们将在这一章节中，通过对影片《阿甘正传》的讨论，初步展示意识形态批评作为电影理论的一个分支的方法与特征，以及将其运用于电影批评实践的多种可能。 第一节意识形态·政治·社会 在电影理论自身的脉络中，所谓意识形态批评大致有两种理论渊源和实践趋向。其中之一，是建筑在著名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重要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上的思考和批判。它侧重于通过电影文本去发现所谓“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把某些特定的文本视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作的政治神话。其二则源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并通过对电影文本的考察，揭示某种社会霸权理论何以形成并获得确认。我们将对相关的理论表述做一个极为简略的介绍。 首先介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在此之上发展出来的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路与方法。正是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文中，阿尔都塞首先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 在阿尔都塞看来，国家机器：权力机构、法庭、监狱、军队等等，具有鲜明的统治与暴力特征。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可能仅仅凭借国家机器而成功统治。相反，它必须同时确立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的表述中，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呈现为各种专门化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准确地说是法律观念）、政治、传媒系统和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和体育）这八种专门化的机构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的区别在于，它具有非暴力的特征，它发挥其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整合和提供合法化论述，具有一种隐蔽和象征性的特点。说的直白一些，便是一个暴力的权力机器能够成功的统治或顺利的运转，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它不仅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说服被统治者接受自己各自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那些不尽人意的地位和命运。在阿尔都塞看来，法律、军队、监狱是在政治社会中实行强制，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在市民社会中建立权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有一个需要提示和强调的点，就是“有一个国家机器，但是有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常是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而意识形态则深入到公/私领域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完成的是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构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主体的讨论，他的主体概念和欧美传统的主体表述与想像形成了巨大的分歧和断裂。在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史中，所谓主体，指称着自由精神，一种主动精神的中心，一个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为之负责的人。或者说，所谓主体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最高呈现。而在阿尔都塞这里，所谓主体是一个俯首称臣的人，一个屈服于更高权威的角色，因为主体除了“自由”地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之外没有任何自由。 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讨论中，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系统，其中个人及其生存状况之间是一种想像性关系，是一次再现。在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再现（Representation），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正在于在个人与他的生存状态之间建立起一种完美的想像性关系。意识形态提供一份整体的想像性图景，其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的、或者称为“宿命”的位置，并接受关于自己现处位置的合法性叙述。意识形态会为每一个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想像性的解决——与其说是解决，不如说是一种合法性的阐释。一个成功地隐蔽起自身，并顺畅运作的意识形态，可以使每一个个人在其中照见自己的主体形象并且从中获得抚慰。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的电影理论表述与批判实践。其中的重要论文之一，是让-路易·鲍德里的论文《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在鲍德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