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晓327-北京大学教务部.doc

西学火炬薪火相传 ——从《格物测算》等三套理科教材看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 英语系 98级 李春晓 摘要 本文对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在理科教学中使用过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写的3套重要教材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和纵向的比较，由此揭示出它们对中国早期自然科学启蒙教育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对这三段不同时期同文馆和大学堂的基本教学特点、背景情况也给予了分析，希望借此使读者对北京大学早期的历史，特别是西学的起源发展，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及对于北京大学未来的发展也有所启示。 关于国立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教学情况，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所知甚少。戊戌年义和团的暴乱毁掉了大学堂许多珍贵的藏书和文字资料，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也不再可得。对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至今人们仍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最激烈的一个就是：这所在维新运动中保留下来的大学，其立学之本究竟是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中国那传统的老一套国学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京师大学堂的教学情况。而了解一所学校教学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所幸我们在今天的北京大学依然能够找到京师大学堂及其前身京师同文馆在不同时期先后使用的三套理科教材。它们分别是由同文馆首任总教习和后来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主持编译的：清同治七年（1868年）同文馆刻本《格物测算》、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同文馆铅印本《增订格物入门》和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京师大学堂铅印本《重增格物入门》。据丁韪良在《重增格物入门》的序言中宣称，最初编写这套书耗费了他整整两年的时间，而且一直使用了30年都没有被淘汰，甚至还曾经有幸得到光绪皇帝的御览和欣赏。 从内容上看，这三套教材具有传承更新和不断改进的亲缘关系。本文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和分析，希望可以借一斑窥全豹，对京师同文馆和大学堂的西学教育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 说到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它的前身——京师同文馆及其总教习丁韪良。作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为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而创办的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校。虽然同文馆开馆之初只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但它后来却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为清政府培养了众多的外交人才。在同文馆存在的40年历史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是第一位，也是对同文馆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一位总教习。他的任期长达25年。 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成立。它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还行使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文馆后来也于1902被大学堂所兼并，变成一个专门为政府培养外交和翻译官吏的译学馆。在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推荐下，总理衙门同意由丁韪良来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具体教学和行政事务。1898年8月9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在一份报告京师大学堂筹办工作的奏折中，说：“丁韪良在中国日久，亟望中国振兴，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充大学堂西总教习。” 光绪皇帝当天就批复了孙家鼐的奏折，下谕“…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著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就这样，这位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成为了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由丁韪良主持编著，并在1868年由同文馆印书局出版的《格物测算》。 《格物测算》共计8册。所谓“格物”，是清朝末年研习西学之人对物理、化学等理科学科的总称。用丁韪良的话来说，这套书的编写方法是“既根本旧说又参考新法，于英美法三国名家各有心得，每遇欣赏恒录其术，集腋成裘而成百家通法”。在《格物测算》的自序中，丁韪良一开始就强调了理科对人类的重要性： 尝思人生在世，初为倮虫，无以蔽体，无以护身，实不如鸟兽之有羽毛以御寒，有爪牙以自卫。然人秉性聪慧，能明物理。以此而为万物之灵。万物皆供其需也，土则给衣食，金则作器用，水火风以架舟车，即雷电亦招致而役使之。是，五行之力，尽在掌握焉。凡此莫不从格物而来。 丁韪良认为，中国的国民教育上千年来都被纯文学、伦理和政治的框框所限制，因而在自然科学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即使是中国最高级的学者对于石头为什么会落地的问题也不会比牛顿以前的欧洲人知道地多。”所以，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他会在序言开头如此强调理科的重要性了。作为在中国较早讲授西学课程的京师同文馆理科教材，《格物测算》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全书采用问答的形式讲授知识 《格物测算》自始至终都是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问答的方式是西方传统的教学方法。早在柏拉图的时候，他就通过反复向自己的学生提问题来传授知识。就是到了中世纪，西方大学也十分提倡学生之间相互的辩论。这样的益处首先是形式十分活泼，对于接触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