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科学的过去.docVIP

中国政策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陈振明 国外（西方）政策科学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1951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发表了“政策方向”一文（载于《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研究，这成了现代政策科学诞生的象征性标志。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力（尤其是运筹学、系统分析、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基础）的推动，这种社会科学中的新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导致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学科领域的出现。70年代以后政策科学所取得的新进展以及它对各国的公共决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使得它成为各国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学科。政策科学的兴起被人们赞誉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突破，甚至被说成是一场“科学革命”。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脚步，西方政策科学传入我国。起初，一些高校学者和实际部门的政策研究者注意到了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这个新领域，着手进行介绍、引进和初步的研究工作；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6年，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促使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进入90年代，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政策科学的研究与教学逐步体制化，它作为我国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研究的新兴领域的地位得以确立。总之，经过了学界与政界二十年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政策科学由无到有，迅速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应用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术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初步建立起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框架。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一批政策科学的国家级、省级课题得以完成，在国外政策科学理论和方法成果的评介、引进和消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政策和策略理论的研究，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中国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优秀的政策遗产的继承，当代中国及世界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明显的进展。政策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已见成效，初步确立起中国政策科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围绕政策系统及其运行这一核心，既研究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又研究政策过程，尤其是通过政策过程的各个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的研究，建构政策科学的知识体系；二是采取板块式的体系，将政策科学的知识分为基本理论、现实政策和分析方法三大块。二十年来，我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出版或发表了一批论著或译著。国外政策科学的一些代表性论著有了中译本，包括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安德森的《公共决策》、那格尔主编的《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德洛尔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等；国内学者也出版了30余部政策科学的专著或教材，有代表性有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陈庆云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丛书”（包括《政策科学》、《公共政策》、《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等）。学者们还在国内外各种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权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近十年来，政策科学领域的文献不断增加，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它是一个迅速发展、充满活力的新学科领域。 其次，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学科制度化建设初具规模。二十年来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策科学的学术交流逐渐活跃起来，一大批国外著名的政策科学家来华讲学，例如那格尔、德洛尔、弗莱什曼等人曾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学术讲座或主持研讨班；一批在国外学习政策科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相继回国服务（其中不乏取得英美等国的公共政策博士或硕士学位者），他们带回了国外政策科学发展的大量新信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行政学院以及政策研究部门与国外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或思想库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关系，使中国的政策科学发展日益与国外接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策科学的国际化与规范化。国内政策科学界的学术交流也相当活跃，90年代以来全国性的政策科学研讨会就召开了五次，分别是1991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创立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1992年10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理论研讨会；1994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三次研讨会，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1996年11月在浙江临安召开的第四次研讨会，主题是政策科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尤其是如何深化政策研究问题；1999年10月在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