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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化的特点及其所蕴涵的中华母文化的共性[?来源：《中国藏学》?|?发布日期：2014-01-11?|?浏览（ 321）人次?|?投稿?|?收藏?] 徐宝国 　　藏文化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为藏文化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华母文化母体的共性。前者可以从藏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表现层面以及它和中华文化母体内的其他子文化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后者中华母文化在其子系统藏文化中的表现，则可以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行为层面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莱维一斯特劳斯说：“世界文明就是保持其各自独创性的诸文化之间在世界范围里的结合。”“诸文化越是多样化，它们之间的结合就越有成果。”为什么不同文化之间能够结合呢？原因就在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精神世界既各具个性、千差万别，又相互联系、结为一体。《华严经》所揭示的一多相容、圆融无碍的境界，正是其本来面貌。西方哲人谈“多样的统一”，东方哲人谈“一”与“多”，二者颇为类似。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尚且可以通过交流、结合而产生新的生命，同一文化圈内部不同的子文化之间所进行的经常性的互补、重组，更能够使整个文化圈以及各个子文化本身不断焕发青春。不同文化的结合并非泯没了原有文化的个性；相反，原有文化在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之后，会更具个性特征，就整个文化圈来说也更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通过对藏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中华文化整体关系的考察，可以加深对以上问题的认识。 　　此外，笔者几年前在对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进行初步研究时，曾提出“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这一命题。我于2001年7月在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的发言，从传统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这一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现在，我将视角转移到“藏文化”这个更加微观的层次，是为了获得对于以上命题的更为清晰具体的认识。因为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藏文化，是考察中华文化的一个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有意识地让理论和逻辑隐藏于幕后，以便凸显历史和事实的力量。 　　一、关于藏族和藏文化的概念 　　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之一。几百万藏族同胞主要分布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上。这样一片占中国版图四分之一的广大地域，又可分为西藏、青海、甘南、川西、滇西北等几个单元。在这里居住的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蒙古、回、土、撒拉、羌、门巴、珞巴、纳西、怒、独龙等族。可见青藏高原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之地。 　　关于藏族名称之来源，迄无定论。多认为从其自称而来。何为其自称？唐朝的音译是“蕃”。对于“蕃”（bod）字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古代藏族部落居住在能够听到彼此呼唤的范围之内，呼唤之音为“蕃巴”，久而久之便成为地名。有的认为，“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方，历史上悉补野赞普世系兴起之地雅隆乃高原农区，故称为“蕃”。悉补野赞普世系是将地名当做王号，故称“吐蕃赞普”。有的认为“蕃”（bod）来源于“苯”（bon），而“苯”（bon）即指“苯教”，乃是古代藏族所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陈庆英先生认为：“bod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最初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 　　唐以前的汉文典籍中统称青藏高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各族为“羌”。在属于“羌”的大约150多个支系之中，有一部分成为藏族先民，“发羌”就是其中的一支。据《民族古文献概览》一书考证，“发羌”的“发”，方伐切，古无轻唇音，读若“拨”，音与bod通转。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蕃”字的一种读法为补过切，实际上也是bod字之对音。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还曾用过“西蕃”、“土蕃”、“土波”、“土钵”、“图白忒”、“土伯特”、“铁不得”等称谓，而其中的“波”、“钵”、“白忒”、“伯特”、“不得”等也都是bod音之不同用字。北方和西方一些民族称藏族为tuout（突厥）,tuput（蒙古）,tubut（满）等，均与“吐蕃”二字相关。远道跋涉来唐经商的阿拉伯人把“吐蕃”（tubat,tibat,tabat）一词传至欧洲，遂衍变为今日法语之tibet，英德语之tibet，等等。 　　宋、元时期仍沿袭“吐蕃”这一称号，后来渐用“西番”之称；元、明史籍中出现“乌斯藏”一词，“乌斯藏”即指“卫藏”。其中“乌斯”或“卫”指前藏；“藏”从“雅鲁藏布江”借来，指的是后藏。在清朝官方文件中常用“乌斯藏”代指整个西藏地区。不久便出现“西藏”之称，大概是将“西番”、“乌斯藏”两个名称合为一词。这是由于人们长期使用“西番”、“乌斯藏”这两个概念来指称同一个对象，在思维中便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判断：西方的番地（西番）即“乌斯藏”，反过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