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控制权正当行使的制度经纬[下].docVIP

公司控制权正当行使的制度经纬(下) 甘培忠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六、关涉公司控制权正当行使的几种重要的理论 　　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不仅包含了与公司存在利益关系的各类主体的合理期待,而且表达出通过法定方式和协议方式产生的对公司控制者的义务,以及公共权力机关对公司控制权行使的正当性的理性评价和政策导向。围绕公司控制权的这些社会价值体现了权力(利)平衡行使的理念，它们共同作用并形成为互动的状态。导引这些价值产生的根源自然在于利益主体的普遍诉求，而其体现于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则依赖于几种重要的理论的创建。 　　(一)信义义务理论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理论源自于英国衡平法，其产生距今约有上千年的历史。信义义务揭示处在信托法律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中的受信人必须对委托人和受益人负有的诚信(faith)、忠实(loyalty)、正直(candor)并为其最佳利益工作的义务。在英国的历史上，信托法律关系只是产生信义义务的典型形式，衡平法院(high court of chancery)法官将信义义务适用于其他种种类似于信托法律关系的场合，如律师与其客户，合伙人之间，医生与病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等。按照英国衡平法的精神，在衡平法律关系中，受信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受益人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委托人将某种利益的所有权交付给受信人，受益人的利益获取取决于受信人的行为，受信人对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服务不能够按普通的专业服务标准约束，法律上对其提出了强制性的信义义务，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和信托法律制度的庄严和威力。在现实社会中，负有信义义务的人应当是委托人的忠实的朋友、意思执行人、信赖事项的受托付者，他们应当具备诚实、正直、谨慎的品质，应当是社会良心和社会道义的代表和维护者。他们不能在履行职责时搀杂个人的私心和私利，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和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相对抗的位置，正如斯托利法官所说，“只要委以信任(如信托)，那就必须全力以赴地为他人利益，而不得有任何欺骗。一旦获得了影响力，那就不得利欲熏心、工于心计和损人利己。一旦掌握了个人控制的手段，这些手段就必须只限于用在诚实的目的[69]”。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卡多佐大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判词中也清晰地解释了信义义务的标准：“在通常的对等性交易行为(acting at arm’s length)中所允许的许多行为方式，在受信义务关系约束的场合则是禁止的。受信人的行为标准比之市场道德要严格。受信人的行为仅仅是诚实是不够的，在最敏感的细节上也必须正直，受信人的行为标准一直是维持在高于普通人之上的水平[70]”。 　　信义义务理论在普通法系国家历史悠久，影响广远。在1844年以前，英国的大多数公司不具备独立的资格，衡平法院在处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时往往视董事为公司的受信人。即使到了1856年《合股公司法》颁布，股东的有限责任得以全面确立，董事和公司的关系被法院继续延用于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董事得对公司负上信义义务。这一制度至今未变。至于董事是否对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在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一是广义解释信义义务的适用范围，认为董事对股东负有信义义务;二是从狭义角度解释董事的信义义务，认为董事只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董事对股东的信义义务只是在极个别的案例中出现。前者如《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是一种由受信人对受益人承担的具有最大诚信、忠诚、信任和正直的义务[71]，如律师对其客户、公司管理人对股东等。该种义务要求义务人须具备绝对诚实、忠诚，以及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奉献的高标准品质”。后者如戈尔与戴维斯所著《现代公司法的原则》中所讲的，“在讨论董事义务的实质内容之前，我们需要问明白谁是受益人，以及义务指向谁?在一个公认的层面上看英国法律十分清楚：义务是针对公司而言的”。“在普通法上，董事的责任当然是针对股东而言的，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被成功地转移到公司的身上。然而，这些义务是被指向集合的股东群体而非单个的股东。通常情况下，构建出董事对公司或者类似于公司的机构的信义义务，对公司来讲是一种利益;但是由于公司的利益就是全体股东的利益，因而说董事对全体股东负有信义义务就显得更直接了。同样地，从强制性方面看，董事所负义务是对股东全体而非单个股东[72]。”“董事不是股东个人的受托人，也不是与公司订有合约的第三者的受托人[73]。”但是，公司法并不排除董事在某种“特别的事实关系”(A special factual relationship)中对个别股东负担信义义务，如董事代表股东出售其股份。事实上这个原则已经被某些特殊的案例确立，成为英国法的一部分[74]。 　　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因受信人所处的地位和职责而有不同。法律上可以分类为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