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到《鬼子来了》剖析.docVIP

殷之光：从《生存》到《鬼子来了》──讨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内化 作者：殷之光 时间：2008-5-14 来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一　另一种遮蔽：从「复线的历史」发现的问题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杜赞奇构造了一种被其称为「复线的历史」的历史表达方式。他期望通过「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来替代以往「线性历史」的讲述方法。在他看来，原先启蒙历史的模式是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历史则旨在为「有争议、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1。出于对于这种线性历史叙事的不满，杜赞奇相应的则提出了「复线历史」是一种相应的理想的呈现模式，他说2： 过去不仅直线式的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解释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 在杜赞奇看来，笼罩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叙事存在着许多被遮蔽的部分，而在这种人为的建构下，历史才得以呈现出线性的结构。因而，便需要采用「复线历史」的叙述方法，将历史从原有的旨在叙述一个民族进化过程的模式当中「拯救」出来，并重新展现历史本来的复杂性3。杜赞奇在这里，采用浪漫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种似乎被一个称为「民族主义」的外来意识形态层层笼罩的历史图景。这个「民族主义」冷漠无情，强大有力，按照其固有的不变意愿对过去进行着刻意的建构。 　　从现在的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种种视角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语境下，原有的历史叙述可以呈现出多种角度的遮蔽状况。并且，这种遮蔽也可能是以多种层面的重构所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刘禾对于《生死场》女性主义式的分析来看，民族主义对于历史的遮蔽就至少涵盖了「对女性身体的占有」4这一层面。于是，至少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所必然包含的遮蔽事实上是一种共谋的结果，在这个共谋之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权等等话语的权力都在共同发挥著作用。采用任何一种视角审视之下的历史，均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可能。经由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所共同发现的民族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着本质主义的问题，而杜赞奇讲述的「复线的历史」也多少呈现出了本质主义的问题。在杜赞奇的叙述当中，我们能发现一种暗藏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假定，即一个抽象的、不受干扰的历史本身，与外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由于先前假设了历史本身不受干扰的状况，因此进而才能够设想历史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被不断重构以及遮蔽的机械过程。在杜赞奇看来，「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革命」这类他认为与「启蒙历史叙述结构」密切相关的词汇是一种天然的不受影响的模式，这种模式传播的过程则是其对于原有「历史」的强行构造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影响下，杜赞奇认为，那种抽象的历史被压制了、阻碍了，因而讲述过去的方法发生了改变，进而篡改了那种本质化的抽象「历史」。然而在这种假定之下，历史本身的本质化倾向是较为明显的。 　　毫无疑问，当这一系列词语刚刚进入中国语境的叙述当中时，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是十分明显的，但随着其在中国原有社群当中的流传，这种二元对立则逐渐呈现出互为建构的倾向。或许民族主义叙事曾经是某种抽象的「中国历史」的绝对的对象，那么，当这种叙事被人们开始讲述并且挪用的时候，它便成为了「他者」而在发挥切实的有机作用了。 　　事实上，我更加关注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外来物，不断被内化的过程，借用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概念，这样一个过程则可以被表述成为民族主义叙事的「转译」（retranslation）过程5。如果将这种转译的双方视为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话，那么，在这里，我所关注的这个转译的过程则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目标语言所在的语境，对于源语言本身的再解释与内化，并随之将这种翻译的过程消解，最终将源语言视为自己语境下自然而然的产物并发挥着文化的作用。当这样一种转译的过程进行的时候，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二元关系便不那么明确了，而在本文的语境下，则是我们在历史的语境当中，不再那么容易的分辨出来怎样的是民族主义式的叙述模式，怎样是不受民族主义模式的历史叙事。在《从民族国家发现历史》一书当中，杜赞奇所主要针对的，是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遮掩的问题6，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这样一种发现是开创性的。但民族主义叙述在这里相应的却呈现出非历史化的倾向，因此，沿着杜赞奇的思路，我在这里则更加希望讨论一种被历史所重新发现的民族主义叙述模式。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所采用的文本是尤凤伟短篇小说《生存》，以及姜文基于这部小说所改编而成的电影《鬼子来了》。所选取的两个文本本身都不能被认为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