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坎坷人生与思想智慧.doc

王阳明的坎坷人生与思想智慧 演讲人：郭齐勇 演讲地点：中国科技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4月 作者：本报记者 李陈续 陈鹏《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19日 11版） 郭齐勇：儒学专家，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珞珈杰出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 资料图片 　　 王阳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真三不朽，当然就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阳明最为佩服诸葛孔明与伏波将军马援，学前者活用兵法，学后者立志“马革裹尸还”。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佛氏之习，指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了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被感化之人，应邀写了《象祠记》。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儒家的这个主张很有道理。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政德与事功 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