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的冷思考：监管、权力与人性.docVIP

共享经济的冷思考：监管、权力与人性 　　毋庸置疑，共享经济的种种触角已经遍及了我们的生活。但它对传统产业的破坏力、它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它收益多寡、它的盈利模式，这些“风口”之中的质疑始终存在。 　　这些质疑合乎常理，也并不显得多么骇人听闻，毕竟我们正在迎来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所有权被使用权取代。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政府、商业组织、服务者、用户，其身份与权力都需要重新界定，我们都在希望对方扮演一个纯粹无害的角色，但事实上，这并不可能。 　　一个全球性的监管问题 　　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让共享经济在资本寒冬的2016年又火爆了一把。 　　摩拜单车在2016年9月的C轮中，融资额达到一亿美元。2016年10月，腾讯和高瓴、华平、腾讯、红杉、启明创投、贝塔斯曼、美团创始人CEO王兴等又对摩拜进行了新一轮的投资，而腾讯参与，还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导流。摩拜的竞争对手OFO背后的投资方也不弱，除了在出行领域绝对领先的滴滴出行，还有大批投资过滴滴的投资机构。业界期待滴滴出行与OFO产生1+12的效应。 　　除了摩拜、OFO这两个行业内巨头，目前，中国还有深圳的funbike、成都的一步单车、飞鸽、阿里的骑呗，腾讯内部使用的webike，以及传说中的滴滴内部的滴滴单车，此外还有主打电动车的小鹿出行，在重庆投放smart租车的car2go。目前，这些行业正在飞速发展，还处于和监管部门的蜜月期。可以预见的是，恐怕未来仍有监管的麻烦。 　　中国共享经济遭遇的管制有着多层次的原因，首要的监管动机来源于共享经济模式本身的特点。 　　撇开共享经济纷繁复杂的技术、商业模式，共享经济最本质的特点在于，通过技术改变了交易成本，移动了交易边界，并且，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分摊了甚至消除了固定成本。 　　比如，相对出租车，滴滴的固定成本已经分摊到车主本身的日常需求，而短租行业，与酒店行业不同，房子本身就是提供者的私产；在餐饮行业，“回家吃饭”APP的供应者，都是居民区的主妇，成本显然较餐馆低。 　　显然，这些模式必然引发传统模式的强烈反弹，由此形成全球性的监管问题。 　　除了商业模型和既得利益根本上的抵触外，中国共享经济面临的监管动机还来源于“吃大户”的社会观念：基于维权成本、监管成本等原因，消费者倾向于向更大的企业维权，而政府监管部门则倾向于监管大企业。 　　以餐饮业为例，中国消费者以往面对，并且习惯了的小、散、乱的餐饮集中在了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大平台上，基于上述原因，以往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再比如，中国消费者早已习惯了出租车低下的服务质量，打车甚至主动问司机去不去某个地方，但如果是网约车，肯定会成为大新闻。这种社会观念就成为推动相关部门管制的原因之一。 　　更深层次的原因来源于中国社会对个体劳动的观念。共享经济的特征就是物品或服务的需求者通过共享平台暂时性地从供给者那里获得使用权，有人说，共享经济改变人们的产权观念，重在共享而不是拥有。不过，被忽略了的是，人只能共享自己拥有的东西，在共享之前，必须拥有。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共享经济面临的监管的深层次原因。 　　一般情况下，理论上，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人们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产权，即拥有权，使用权，由此延伸?a生的一系列法律、法案，必然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现存于各个领域的管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交易成本与风险过大，为了保护市场，不得不限制某种类型的交易。一旦技术足以解决掉这些交易存在的问题，生产资料私有这个逻辑基础，必然在法律上演变为放松共享经济。这个过程仍然会很艰难，但法律是自洽的，所以，也是迟早会完成的。 　　多重监管动机造成了更严厉的监管，而某种程度上，更严厉的监管导致了共享经济领域更集中、更强烈的合并意愿。 　　2016年，滴滴与Uber的合并是共享经济领域内的一件大事，通过此次合并，Uber可以从中国市场中获益，而滴滴则无可争议的取得了市场绝对领先地位。而从监管角度看，合并起来的市场力量，能够具有更大的政策游说能力。 　　高层与基层，市场与权力 　　一般而言，创新动机与利益，都来自于市场，所以，它必然能改善微观市场中的个体福利，这种微观利益累加起来，就变为宏观经济上的好处，但与此同时，它对于传统模式的挑战，伤害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则主要体现在一个少数的中间层。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表示，某种程度上，高层政府和市场是驱动中国式创新的两大力量，而伤害既得利益所牵涉的相关基层官员则是一个明显的阻力。以滴滴为例，滴滴在微观上改善消费者的福利，并有宏观的就业、供给、消费提升等好处，所以，我们能看到国务院通知中的“出租车改革五原则”中的支持态度与消费者的赞同，与此同时，它伤害的既得利益的反对，则通过具体的监管部门体现出来。这个现象，非常明显的证实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