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纪检立案审批的结构性矛盾与调整路向.docVIP

国企纪检立案审批的结构性矛盾与调整路向 　　【摘要】国企纪检立案审批存在选择性立案的结构性矛盾。选择性立案，与审批者的权力意志相联系，是各种因素综合之后的取舍与平衡，与制度法规的原则和精神存在抵触，也使违纪立案失去客观标准。将立案审批改为立案备案，确立纪委在立案检查中的主体性，构建主动反腐机制，是国企迈向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国企纪检 立案审批 选择立案 反腐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7.1 【文献标识码】A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反腐倡廉的重点领域。在有案必查、国企大案窝案又频发的新形势下，客观审视纪检工作过往的实践，探求和解决制约深入反腐的问题与症结，积极构建主动反腐机制，对国企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立案审批是制约国企反腐实践的现实瓶颈 　　依据我国案件检查相关的制度规定，纪检立案查处违纪案件应履行审批程序。党的十八大前，尽管国企内部已发生深刻变化，国企内部违规违纪立案查处率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未能及时处置一些反应较大的已然违纪事件，严重损害了纪检机关的形象，造成监督执纪资源的严重浪费。纪检机关迟迟未能作为，原因何在？案件的立案审批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立案审批的由来依据。国企纪检作为企业党委负责纪律监督和检查的专门机构，在立案检查同级党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前，根据相关规定，应完成立案检查的审批程序。按规定履行审批无疑具有合法性。纵观企业过往的反腐实践，审批??排除干扰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立案审批必然出现同意立案或不同意立案两种结果。而且，实践中因为存在严格的审批程序，使得相当数量的违纪案件未能进入检查程序，甚至比较严重的违纪现象乏人问津，并不都是纪检机关不作为，而多是审批时企业党政主要领导不同意、意见不一致或其中一人没明确表态所致;而若立案比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不能遏制国企腐败蔓延之势，而且也容易被解读为“官官相护”。尽管被悄然搁置的违纪案件或能通过调整违纪主体的工作去化解，但以此类工作变动、而不是以严肃处理的方式，有意无意规避纪检严惩，客观上是对违纪行为的宽容与放纵。学者汪玉凯曾就企业内部发生的腐败现象发表评论，认定“这可以说是纪委部门的失职”①。这从理论上推断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倘若认定这是纪委部门集体失职，结论显然有所公允。 　　结构性矛盾的主要特征。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事物内部的某一个方面或环节存在着与事物属性不相协调的因素。它虽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却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事物的进展及其效果。立案审批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是基于审批对违纪事实的选择性立案。即：面对初核认定的违纪事实，对其中一部分同意立案，对另一部分则不同意立案。如此，人们自然疑问，面对同样的违纪事实，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结果，惩处违纪究竟有没有客观标准？依实而言，因审批而作出不同的决定，主要不是依据违纪事实的性质、因违纪的程度、可能存在的危害和影响，抑或是初核事实认定不清、工作存在纰漏等，而是审批者凭借对案件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违纪案件主体，以及这一主体与审批者的关联程度等因素而定。如果用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同样的违纪事实，由于违纪主体不同，或由于违纪事实之外的其他因素，审批者完全有可能作出相反的选择。这样，在立案审批环节，权力者的个人意志直接成为立案检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显然，这种权力选择并不符合程序审批的初衷，是审批者在制度法规面前个人意志和力量的表达，是权与法较量之后的一种结果。可见，立案审批并不完全都是对案件检查工作的一种加强;相反，恰恰由于存在审批环节形成了案件检查的结构性矛盾，客观上成为企业内部一些特殊人物迟迟未能立案查处的合理注释。 　　腐败零容忍的实践要义。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颗毒瘤，侵蚀着人们的良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正义。中央提出对腐败零容忍，在根本上排除了对腐败现象的宽容与庇护。在实践中，如何处理立案审批与对腐败零容忍的关系？不难理解，立案审批是反腐斗争中的一个程序环节;而对腐败的零容忍，则是执政党在反腐斗争中确立的重大原则和目标。在法理上，前者应服从后者。这一正确选择必然要求重在对违纪事实的认定，而不需去考虑案件之外的因素;只要违纪事实客观存在，唯一的选项是立案查处。换言之，反腐须对任何违纪主体施以同一尺度，不能存在特殊例外;作为惩治违纪的主体，同样不能具有人为选择性的权力。这是制度法规呈现的刚性约束。我国提出对腐败零容忍，使反腐决策与反腐理论、反腐制度在实践中获得了统一。这种统一客观上剔除了立案检查的选择性，消除了反腐实践中理论、制度与现实的矛盾与困惑，并为制度反腐扫清了障碍。 　　选择性立案与制度法规原则不符 　　立案审批产生结构性矛盾，在其形成选择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影响选择的结果？是源自企业公共利益的考量，抑或是出于某种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