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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南赋》与《哀歌》之相融：跨文本阅读之例证 李炽昌 内容提要：研究在亚洲经典的传统中，圣经被解释和接受的历史，是亚洲的圣经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本文建议采用跨文本解释学的方法来处理圣经在亚洲文化传统中的处境化问题，即同样认真地对待圣经和本土经典，并以创造性的方式使两种文本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视域将得以拓宽，并于两种文本的汇合处形成他们的身份。本文特别地选取庾信的《哀江南赋》与圣经《哀歌》为例，进行跨文本解释的尝试。本文比较了它们对灾难原因的解释、对“天意”与“人事”的追问，并挑战通常人们从神义论的角度去研究《哀歌》的方法，指出《哀歌》是苦难的渲泻，而不是对苦难的解释，哀歌本身就是超越苦难的文学。 关键词：圣经研究，跨文本阅读，《哀江南赋》，《哀歌》，天意人事 一、圣经的跨文本阅读 谈到在处境中研究《哀歌》时，我首先碰到的是中国人对现代诸多社会－政治现实的活生生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始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与扩张，使国人战败蒙羞，丧失领土完整，随后而来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于一战、二战期间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除此之外，日本侵华及其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十年浩劫中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荡使中国人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在中国以至整个亚洲，那些被称为“受伤的一代” 的人们，在阅读《哀歌》时，乃将他们的创伤、痛苦和在死亡的氛围中对生的永不止息的渴望融入其中。 本文将选取一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哀江南赋》，这篇赋重新运用了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的中国哀歌传统文体。在方法论上，本文尝试在圣经的《哀歌》和中国诗歌《哀江南赋》之间进行跨文本阅读。在亚洲，存在着多元的经典文本，这构成了采用如此独特的圣经诠释方法的处境。圣经最初源于西亚的文化背景，随即又经过了希罗文化及拉丁文化的解释，然后经过西方基督教文明后，才迂回地回到亚洲这块故土。但这时它却变成一个陌生客，甚至成为帝国主义的圣经。 因此，研究在亚洲经典的传统中，圣经被解释和接受的历史，是亚洲的圣经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这样才能发现和理解圣经阐释在不同的全球处境中尚未被人所知的某些阶段。就中国而言，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那么，从耶稣会传教士十六世纪晚期到达中国，到十八世纪早期新教布道会，这几百年间的圣经诠释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它还为当代中国对圣经的理解提供极大的启发。 本人建议采用跨文本解释学的方法来处理殖民问题，并使圣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文化氛围中得以处境化。 这一方法同时认真地对待圣经和当地的文本，并以创造性的方式使两种文本相衔接、相交叉。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视域将得以拓宽，并于两种文本的汇合处形成他们的身份。此外，也希望在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的矛盾将尽量地变得模糊。 本文将圣经中的《哀歌》与中国的诗歌即瘐信（513-581）的《哀江南赋》结合起来阅读。瘐信认为自己继承了楚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3-277）《楚辞》之古典文学传统。《楚辞》自公元前四世纪起就被视为古典哀歌传统的代表，而屈原也被视为该文体的创始人。 在进行跨文本阅读之前，本文先对《哀江南赋》作一简要介绍。 二、瘐信的《哀江南赋》 瘐信的《哀江南赋》采用了楚辞的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72行的序言和520行的主体。 作者运用了众多的典故，并以自己独特的文风对它们进行再创作。瘐信在表达悲痛时，用众多历史人物来比喻自己，显示出他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渊博学识。 在哀歌的开篇之处，瘐信从一个灾难幸存者的角度开始他的讲述，正如Dobbs-Allsopp所指出的，这一点与《哀歌》的每首诗都是一样的。 《哀歌》“深情地拥抱生活”，尽管诗人的身份不为我们所知，但他（她）“强烈地渴望生命，清楚地表达对生的坚强意志”。与《哀歌》相反的是，《哀江南赋》的作者瘐信毫无疑问是位著名的学者。公元554年，北方的西魏攻打南方的梁朝并攻陷其首都江陵，42岁的瘐信奉命出使西魏，却成了西魏的阶下囚。由于西魏及北方后来的统治者对瘐信的渊博学识、精湛的文学技艺以及行政能力都十分赞赏，于是，他被迫留下来为敌人服务，直至69岁（公元581年）终老于北方。 对多数学者而言，《哀江南赋》的写作日期似乎较容易确定。诗行11-12指出星宿已经完成了12年的一个周期，又继续新的轮回，但人类历史的进程却仍无变化地进行下去。瘐信感叹时间流逝，却丝毫没有得返故土的任何迹象。当年与他一起流落北方同遭囚禁的朋友和故国同胞也都随时光而相继亡故，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这残酷的现实真是令人不堪。风烛残年不期而至，流落于异国他乡的瘐信陷入巨大悲痛之中（诗行506—510）。陈寅恪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考虑，指出该辞赋的创作日期应为公元578年， 这一提法为众多研究者所赞成。 在被囚的28年中，瘐信创作了很多诗辞，来表达内心的悲伤、痛苦以至于绝望。他为祖国的沦陷而哭泣，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