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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1 ～35 ◇案例1 阿伯丁三人 阿伯丁试验场是美军的一个机构，除了其他研究项目外，它也从事化学武器的研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就一直在这里开发、测试、存储并处理化学武器。在 1983 － 1986 年间的定期检查中，如今被称作试验工场（Pilot Plant ）的实验设施暴露出了严重的问 题。这些问题包括： ● 易燃和致癌物质置于户外； ● 混合后可致命的不同的化学药品被放置在同一个房间里； ● 装有有毒物质的圆桶发生泄漏。 到处都是化学药品——放错地方的、没有标签的或包装不严的。曾有一处屋顶局部垮 塌，砸碎了屋内的几只化学品存储桶；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人打扫或移走泄漏的化学物质和破 残的容器。当一个露天硫酸储存池泄漏了 200 加仑的硫酸到附近的河里之后，州和联邦的 调查员奉命对此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储存池的堤坝残缺不全，设计用来存储和处理有 害化学物质的设备已被腐蚀了，从而导致化学药品泄漏到堤外。 1988 年 6 月 28 日，在两年的调查之后，三位化学工程师——今天被称作“阿伯丁 三人”的卡尔·杰普（Carl Gepp ）、威廉·迪伊（William Dee ）和罗伯特·伦茨（Robert Lentz ） ——因为违法地操作、存储和处理有害化学废物，触犯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RCRA ） 而被刑事指控。虽然这三位工程师并没有直接地处理这些化学药品，但他们是对这起违法事 件负有最终责任的管理者。司法部的调查员认定，在试验工场中，不存在对这些问题有充分 了解并对违法行为能够承担责任的更高的上级了。在美国的化学武器开发历史上，这三位工 程师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有资质的职业人员。威廉·迪伊曾经领导化学武器开发团队研制了双 化学剂合成神经毒气弹（binary chemical weapon ），罗伯特·伦茨负责开发用以制造这些武 器的工艺，卡尔·杰普是迪伊和伦茨手下的试验工场的一位管理人员。 在提起公诉的 6 个月后，司法部把三位被告送上了法庭。他们被指控犯有违法地存 储和处理有毒废物等四项罪名。威廉·迪伊在其中一项指控上罪名成立，伦茨和杰普在其中 三项指控上罪名成立，而每一项罪名都违反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虽然每个人面临最高 达 15 年的监禁和75 万美元的罚款，但他们接受了 1 000 小时社区服务和缓刑3 年的判决。 法官认为，相对从轻的判决是正当的，因为被告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他们实际上已支 付了巨额的审判费用。由于这三位工程师受到的是刑事起诉，所以美军无法向他们提供任何 法律保护。这是第一起依据《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对法联邦雇员刑事定罪的案件。 ◇案例2 积极行为的政策 仔细阅读以下有关积极行为政策的虚构案例，探讨其中的事实、概念、道德等问题， 这些问题似乎正是以下两位讨论者产生分歧的起因。 假设两位工程师朱蒂和简都认为歧视是错误的，但就政府是否应该在工作场所采取积 极行为政策的问题，两人产生了分歧。当讨论开始时，他们发现，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怎样 消除歧视的问题上。一方面，朱蒂认为，没有积极行为的政策，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工作场所 将继续经受总体上的歧视。另一方面，简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在工作场所的公平对待也 是能够实现的。但是，简承认，如果政府的干预是消除雇佣领域中的不公平的唯一途径，那 么她也将赞同干预。 朱蒂对简的这种承认感到振奋。但简继续指出，要证明政府干预是唯 一的途径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确定，”她补充说，“许多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与此类似， 我们并不总是站在一个可以立刻知道答案的有利的位置上。”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朱蒂：好的。我们都认为，如果积极行为政策是消除雇佣实践中的不公平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件好事。你说你不能确定积极行为政策是否是消除不公平的唯一途 径，但我认为它恰恰是唯一的途径。我还认为，你对此事的归纳类比是错误的。我认为，在 面对事实的不确定时，我们应该推进积极行为政策，因为它对促进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公平待 遇是有益而无害的。 简：朱蒂，我们还存在分歧。我认为，在情况不明时，我们不应该怀疑雇主。当不能 确定积极行为政策是否是促进公平所真正必需的时候，我们应该让雇主做出他们自己的判 断。这样很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益。 朱蒂：但是，公平肯定比经济效益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事实是怎样的，那么 我认为我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