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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官方道德宣教特点与问题 　　【摘要】通过透视道德宣教的重要性，分析当前的道德宣教特点与问题，探寻契合共和国精神特质的有效的公民道德宣教，在目标清楚的前提下，从内容的调适、途径方式的可行以及社会参与、持续实践等方面使道德宣教与国家秩序之间较好地匹配，通过提升道德宣教受众的能力来提升其认同感，形成动态整合的道德宣教系统。 　　【关键词】道德教化 官方 特点 问题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一个国家政治秩序维护的核心是某种权威―服从关系的确立和延续。而权威―服从关系单靠强制性的暴力震慑是不能持久的，形成一定的价值体系而引导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同才是长久之道，这一点尤其在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价值引导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往往内嵌在政府的政治―社会秩序追求中并服务于秩序的维护，主要通过一整套宣教体系来实现。相较于法律令行禁止的严谨和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坚定落实，道德宣教相对柔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其柔软，往往道德宣教的建立和作用发挥需时较长、韧性较大，而其崩塌也如溃堤蚁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一旦溃堤，则对政治―社会秩序的危害犹如洪水。 　　道德宣教的功能 　　相较于严峻的法律，道德宣教是按照一定的目标、原则和途径对人进行塑造的过程，不仅具有系统而明确的目标指向，而且具有延伸社会文化和凝聚共同体、发挥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因此，各时代各国政府都对国民道德宣教负有重要责任，古今中外的政府也都对其宣教责任与路径予以高度重视。 　　中国的古代典籍就对此多有记载，如关于教化的作用，《诗?周南?关雎序》认为“美教化，移风俗。”作用发挥的方式主要是嵌入生活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如《礼记?经解》中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至于教化的责任与途径，《大学》将之列入治国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书?董仲舒传》更是记载了董仲舒向汉武帝献上的贤良对策中关于教化的目标、重要性和措施，自此奠定了王朝统治的一根重要的价值认同支柱。董仲舒向汉武帝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对于如何教化，也有相关的记载，如而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对策是“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反映了早期西方文明对德性和教化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性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①而政体一旦建立，就必须随后教育民众，使其形成相应的性格，形成对政体的支持。及至以人人平等为原则的现代国家取代等级制为原则的传统国家，尽管从目标、内容、途径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变化，但道德教化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职责。亨廷顿甚至指出：道德和谐、互利互惠以及能够包容并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利互惠性原则的政治机构分别是维系政治共同体的三个要素②。因此，教化的结果和谐与负有教化责任的政治机构也即政府同样构成政治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基本支柱。换言之，政府承担起教化职责，对于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围绕着统治的目的而形成了各自的教化系统，为既有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源源不断的价值支撑和支持者、追随者。 　　由此可见，道德教化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成员，或者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国民。其次是如何培养出这样的社会成员，或者说，如何培养认同、服从和维护既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国民。最后，是否培养出了这样的社会成员，或者说，是不是把国民培养为政治―社会秩序认同者、服从者和维护者了。因此，道德教化必然是成系统的，涉及到教化目的、教化主体、教化内容、教化途径、教化评估组成的完整链条。其目的是将社会成员塑造成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相协调的行为者，其主体是政府、政府授权的实体和认同既有秩序的组织与个人，其途径和措施是多样化的宣传教育体系，其过程是复合循环而具有一定修正性的。在这个系统中，社会成员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受众和产品，而且是道德教化的推行者和设计者，或者是叛逆者。 　　无论是从主动教化者即政府的角度，还是从教化受众即社会成员的角度看，都会存在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理想关系与实际关系之间的距差。如果这个距差过大，道德教化就会逐渐失去其作用而无助于政治―社会秩序，甚或失效而有损于既有秩序。如果政府忽视道德教化，也会使社会成员心灵荒芜，难以在社会成员和政府所要的政治―社会秩序之间建立有效的认同。从一般意义上说，道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