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度孟子研究资料综述.docVIP

近二十年孟子研究资料综述 自从《孟子》一书问世以来，经历了各代知识分子推崇，其影响也一天天广泛和深刻。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是古代孟子研究与注疏中集大成的著作近代人解孟著作最著名的有康有为《孟子微》和钱穆《孟子研究》(原名《孟子要略》、《孟子释义》。现代有多家采用白话文对《孟子》进行“译注”。其中最为完备和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杨伯峻《孟子译注》全二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已多次重印。1901年）发挥了今文学家注重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特点。 康有为学生梁启超进一步发挥老师的论点，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认为孟子最大特色是排斥功利主义。孟子谈政治不出国民生计和国民教育，“舍民事外无国事”，而民事又在于“不扰民”和“保民”，故“吾侪毫不迟疑的赞成儒家言”。我们从书中不难看出乃师的影响。本书因为选编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片断，所以没有选录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而是收录他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1919年）。编者同时也希望梁启超的“新民体”能够引起现在广大青年的兴趣。梁氏认为孟子的修养论关键在于立志、存养和扩充。青年立志的方法，当以崇拜的古人为模范，保有自由意志，努力向学；同时存养浩然之气，加以扩充。 与今文经学相对应的是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章氏信奉六经皆史，大力倡导“诸子学”。近代以来子学的兴起，较大程度上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23页，东方，1996年），可谓知言。章氏一生集中讲学凡四次：避难东京；幽禁北京；开坛上海；讲学苏州。本书所选章节，为章氏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演记录《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1936年）。在章太炎看来，《孟子》是属于“诸子学”的。章氏认为，“论自得之处，孟子最优，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明心见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若论政治，则荀子高于思孟”，盖荀子深“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章氏所论，谨守朴学家立场。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28页，三联，1984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正式建立。蔡元培在序言中提到胡适著作的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我们试看胡适的孟子研究，可证蔡元培的观点的当。胡适在论述孟子性善论时，分几点讨论：（1）人的本质是善的，因为人同具官能，同具善端，同具良知良能；（2）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因为外力的影响，自暴自弃，“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可谓条分缕析，明白如话。关于义利之辨，胡适认为孟子是功利主义者，似乎与向来的说法相反。其实，胡适之意，孟子所谓 “利”，是自私自利的利。孟子“所主张的仁义，只是最大多数的最大乐利”。孟子反对“利”的理由，还只是因为这种“利”究竟不是真利。仔细玩味，胡适在义利之辨上与通行观点并无牴牾。 1931年和1934年，冯友兰先后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不同于胡适的汉学路径，冯友兰走的是宋学路径，注重了解、体会文字所表示的义理。冯氏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冯友兰认为，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即是王道和霸道，中国后来的政治哲学不外此二种。王道的一切制度设施皆为民，霸道则以武力征服强人从己。孟子的理想经济制度为井田制，含有社会主义性质。孟子所谓性善，是将仁义礼智四端“扩而充之”，而“善端”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冯友兰认为孟子反对功利，倡言天、性和浩然之气。凡此种种，都能看到冯氏的原创性和后来居上。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可以称之为“晚年定论”。本书所选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4年），冯氏对以上诸问题都做了绵密深入的剖析，并发明新义。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0年）阐述先秦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论者以为当年在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萧公权认为孟子政治思想首要是“民为贵”，养民为政治第一义，民心向背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的最后标准。萧公权严格区分孟子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思想：“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氏又以为孟子希望国政“定于一”，所期待的并不是周王室的复兴，而是新王的崛起，孟子之意在于立新政权以恢复旧制度；孟子的历史观是“一治一乱”，乃政治循环论。萧氏所概括的“定于一”和“一治一乱”影响深远，历来为研究孟子者所接受。 近现代以来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