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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师恩 博览勤学 仲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在2002年“华英奖学金”继续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我2000年毕业于常州市第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2001年起，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经济学双学位的学习。 在北大三年了，我不敢说我了解北大，更不敢说我已经融入了北大。有首歌叫做《未名湖是个海》，那么我想北大该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了吧！在这个世界中最可敬可爱的就是那些教授们。如果说我在北大还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的话，我想多半不是在书本上，而来自那些教过我的教授们的言传身教。第一个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我们系的钱理群教授。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学校，被戏谑地称为“蛋蛋级”，是钱教授给我们上了入学以来的第一课。他说，进了北大要想学点什么的话，就必须“沉潜”下来，不要浮躁，不要骄傲，好好地读上几百本书，然后再谈别的。后来，他给我们上作品欣赏课，给我们讲鲁迅，讲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讲着讲着神情就黯淡下去了。他说，希望之虚妄，正与绝望相同。半年前，钱教授退休了，据说他自愿回家乡南京教中学，为的是“救救孩子”。孔庆东教授是钱教授的博士，就是写《47楼207》的那个人，他教我们现代文学史，在课上给我们讲金庸的小说，他说，如果5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有什么作品流传下去的话，那么鲁迅和金庸是最大的可能。做文学一靠天赋，二靠眼光，第三才靠学问。孔庆东教给我们的恰恰是眼光。林毅夫，台湾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据说是中国当代经济学三大“教父”之一。因为选了经济中心的双学位课程，我有幸聆听他的教诲。他给我们开的课是《中国经济专题》。他讲一口标准的台湾普通话，但是丝毫不影响精辟思想的表达。我们称他为“林比较”，因为他特别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他说，只要按着我的理论，中国至少在50年内保持GDP8%的稳定增长。他的预言给中国经济增添了信心。汪丁丁教授给我们讲制度经济学，他最大的特点是思路开阔，最大的缺点也是思路开阔。他给我们讲神学、哲学、心理学、脑科学、人类学、反正不讲经济学。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香港大学解聘了，只好跑到美国去教书。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课程的喜爱，其实知识是次要的，智慧才是主要的，而我们在他的课上学会了怎样去接近智慧。在这些教授身上，我分别学到了责任、眼光、信心和智慧。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我愿意拿来和在座的诸位一起分享。 我和人说，我是中文系的，于是人家就往往问我，有没有写过什么书，发表过什么文章。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我们搞文学的，一般只是读别人写的书或文章，然后给予评论，术语叫做“文学批评”。所以读书是我们的老本行了。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多是多，关键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也许是受汪丁丁的影响吧，我的阅读趣味变得十分古怪。从大一下学期起，我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工程，我想把我们学校里比较经典的人文社科类图书都翻一遍。我所谓的“翻”，意思是只看书的序、跋、目录，以求对该书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如果这书能引起我阅读的兴趣，我就借回家泛读或者精读；如果不能，我就把它放回书架。这个工程是从艺术类图书开始的，因为艺术类的书籍比较有意思，而且图文并茂，能激发我的兴趣，不至于半途而废。从艺术到媒体文化研究到历史到国际关系，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接下来是政治学和法律，争取在我毕业前能把最难的哲学和宗教完成。至于文学和经济学，因为是我的专业，我特别花了一些时间阅读这两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因为是精读，所以进程就相对比较缓慢。上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了。庄子说：“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怀疑这个类似愚公移山的方法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效果。去年12月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学生“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拉开了帷幕。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以“手机短信的社会及文化意义”为课题进行申报，拟在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个维度对手机短信这种新型的人际交流模式做出研究。因为我们的选题比较新颖，而且是跨学科、跨专业的，所以受到了评审组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确定为重点资助对象。三个中文系的大三本科生，开展这种大型的跨学科的课题研究，并且能在众多研究生递交的课题报告中脱颖而出，实在很不容易。我愿意把这小小的成绩归功于我平时的胡乱“翻”书。正是这种广泛的涉猎，改善了我的知识结构，培养了我用多个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古人所说的“开卷有益”和“厚积薄发”，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吧。 从大二起，我就担任北京大学校报的学生记者团团长和助理编辑。校报是直属于北大党委的校内最重要的宣传机构，也是对外进行新闻发布的窗口。这使我有机会能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的报导，并且参与报纸的组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的整个流程。对一个学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