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docVIP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黄道炫 1933-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1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本文不予赘述。作为一场跨时1年，交战双方各自拥有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其成败因素当然非止一端。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因素做一初步探析。（注：对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以往研究多从军事方面予以说明。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提供了一个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加以全面研究的有价值的思路；任保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也从经济层面做了初步的考察。国民党方面“围剿”成功原因各种有关著作多有涉及，但专题研究论文鲜见，资料的挖掘和具体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注：蒋介石：《军官训练团训练的要旨与方法》，《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18页。）。鉴于“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注：蒋介石：《时间为一切事业与生命之母》，《庐山训练集》，第71页。）的教训，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注：蒋介石：《时间为一切事业与生命之母》，《庐山训练集》，第71页。）。同时，彼此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注：《黄绍ｈóｎｇ＠①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开办庐山训练，反映出蒋介石非常重视与红军的再次作战，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注：《蒋介石致熊式辉等电》（1933年9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97页。）。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注：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将此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209页。），“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注：《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234页。）。秉持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即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注：《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1934年编印，第11章，第1-2页。）。用心既狠且辣。 随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注：《蒋介石战字二一三号训令》（1933年10月17日），《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1937年印行，第3章，第12页。），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正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