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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 　　传统中国，自隋唐以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是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直到距今110年前的1905年，这种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才告最后终结。引人注目的是，令无数人魂牵梦绕，且直接关乎其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等可能获取诸多利益的人生捷径，被明确宣布停废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社会波动或骚乱，这也可说是清末新政诸多改革举措中的亮点。 　　废科举的前奏：“新政”的出台 　　世界刚步入20世纪，中华民族正陷于空前的危机和灾难的深渊。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于次日凌晨携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1月29日，惊魂未定、刚在西安驻足的西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的诏令，宣布在国家制度层面实施改革，以求渡过难关，维持清朝的统治，史称清末“新政”。其间，就有举国瞩目的废科举的举措。 　　清朝科举考试的试题仍摘自“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凡应试文，均要合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破题用两句说破题意;承题指承接破题而阐明之;起讲是议论之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四个段落即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是议论的主体，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这种有规定程式的文章，人称“八股文”。 　　科举考试是三年一科，分四级。第一级是“院试”，参加者是经过县、府两级预备考试录取的童生，考中者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次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故又称“省试”，参加者为秀才，考中者称“举人”，其中各省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第三年是“会试”，秋季在京城礼部举行，参加者为各省的举人，考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贡士称“会元”。凡贡士均参加来年春天的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宫殿（通常是保和殿）上主持，试题有关国是，应考者针对考题提出对策，称作“策论”。殿试一般不会再有淘汰，只是经殿试后，称为“进士”，名次重新排列。殿试的结果，要在两三天后揭晓，前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据统计，清代的高级官员不少出身于进士，但所占比例不足一半，这是因为清代官制以满人为主体，实行满汉双轨制，满人入仕照例不用科举。新政诏令颁布后，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废科举、办学堂以培养新政所需人才势在必行，如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所言：“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先办学堂，后废科举 　　新政的推行，需要相应的大批新式人才，在宣布废科举前，设立新的学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01年9月清廷颁旨：“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同年12月又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量加擢用，因材器使，优予官阶”。传统的教育制度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1902年，清朝政府拟定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它将学校分为7级，修业年限共计20年，从蒙学堂起始，依次为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另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另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另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和高等教育性质的师范馆、仕学馆，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系统。它几乎照搬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日本学制，但删除了女子教育，学制的年限增加了两年。同年12月17日，因庚子事变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复校开学。 　　1902年7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将原有的一所学堂并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办的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就连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底，有28名八旗官费生被选送到日本留学。次年，国子监所属的八旗官学，奉命改为八旗第一至第八高等小学堂。它们“专收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旗籍子弟读书，其他汉族人绝对不收”。1903年6月18日《大公报》亦载：“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以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 　　当时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延聘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伍光建等人，率先按照新颁学制陆续编成一套较齐全的“最新教科书”。这套书分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笔算、珠算、地理、修身等7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农业、商业等9种;中学教科书，有13种;另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以及教授法、英文初范、铅毛笔画帖等数十种，基本上包罗了“癸卯学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