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比较谈构建“法治中国”.docVIP

从中西方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比较谈构建“法治中国” 　　摘要：法治建设离不开它深厚的文化基础，中西方由于在社会经济形式、社会结构以及传统观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在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探究中西方法治信仰的文化差异，并以此为立足点探求如何构建法治中国，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法治信仰；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9―0123―03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落脚于依法治国这一主题，并且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并且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由此可见，建设“法治中国”已经被提上党中央的工作议程，并且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共识，法治信仰开始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治国方略。法治有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注重法治的文化基础。如何构建法治中国成为我们当前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主要从对比中西方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的角度来谈法治中国的构建，力求打破中国法治信仰和西方法治信仰之间的隔阂，将二者融会贯通，建立中西方法治交流渠道，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 　　一、中西方法治信仰的内涵 　　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与真诚信仰”[2]。要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全社会公民形成法治信仰，人民从内心深处真正信仰法律、尊重法律，把法律作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准则，不触犯法律的高压线。所谓法治信仰就是认同和尊重法治，是对法律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对法律至高无上权威的共识。亚里士多德曾经在《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建设法治国家仍需践行这两点，法治的前提是良法，良法能促进法律的正义伸张，立足于人民大众的利益，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其次，法治必须要求法律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持至上的权威，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两点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 　　1.中国的法治信仰 　　“法治”一词历来被认为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其实不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法家学派，并且提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强调法治一定要被世人所明了。倡导“法治”，提出“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这对于现代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影响。战国时期法家代表、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商鞅主张以法治代替儒家的礼治，提出“法者，国之权衡也”。韩非子也指出，治国“在法为本”，“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些思想都是古代思想家在法治思想上智慧的结晶，但是他们的法治思想和当前我们所讲的法治是不同的，他们的法治还只是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服务的，是为了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与特权阶层的普遍利益，专制君主与特权阶级是法律的裁决者与受益者。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普遍缺乏法治观念，在为自身争取权益时企图寄希望于伦理道德和所谓的“青天大老爷”，较为尖锐的就是以暴制暴，以革命方式推翻政权，争取利益，这些做法都不利于传统法治文化的形成。 　　2.西方的法治信仰 　　近代以来，在探讨“法治”内涵时，就不得不谈及西方国家的“法治”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意义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4]。从西方历史发展史来看，西方的“法治”观念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思想家诞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自然法学家洛克、卢梭，再到近代的罗尔斯、德沃金等等，他们都提出了自己对法治的看法和观点。尽管他们的理论会有不同和侧重，但是其中的传承和历史脉络依然清晰可见。 　　二、中西方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 　　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这样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探究中西方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 　　传统中国社会没有产生现代法治，从某一个层次上来讲，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排斥法治的因素。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之下，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之下，中国的法治之路彰显出独特的特色。 　　（1）中国法治信仰的文化基础之精华 　　其一，人本思想在法治信仰中的体现。传统文化中儒家“性善论”占主要地位，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立足于以少数在位者的人格魅力感召大众，力求使社会风气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使在位者的意志变成民众的意志，并使其制度化和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