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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政商旋转门现象 　　【摘要】中西政商交流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基本上是一个单向度的流动，而后者则具有明显的双向流动的特征。人才在政商间转换本来无可厚非，但在中国这一现象倍受国人关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存在不健康的人员流动和转换。文章认为，最需要做的是疏通非公共部门向公共部门人员流动的渠道，使传统的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 　　【关键词】政商交流 职务转换 交流机制 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中西政商转换的主要区别 　　在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前，比如美国，政府部门的职务安排实际上是一种“政党分肥”制度。每次政府换届后，由竞选中获胜的政党垄断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它根据竞选期间助选人的贡献而将政府职位进行“论功行赏”。每次的政党轮替都会导致原有政府部门人员的大量外流，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后来，实行了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进行分类管理，即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承担政治责任，随政党进退而进退，而事务官则实行职务常任制。事务官只要没有重大的过错，政府就不能随意解雇他们。职务常任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府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此后，政府部门的雇员与社会人员之间流动的范围变得比过去小了，主要局限在政务官和一些主动辞职离开政府部门的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政府规模普遍扩张，政府工作人员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不少国家出现了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个时期，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特征主要是从企业和社会向政府部门流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后来被人们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政府向企业和市场学习，利用企业的竞争机制改造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大多数国家都利用公共服务外包的方式，并掀起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以实现政府的“卸载”，为此，需要缩小政府机构规模，裁减多余的政府工作人员。而欲利用市场机制改造政府就需要让一些有市场运营经验的企业界人士来充实公务员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传统的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造，首当其冲的便是职务常任制。在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大多数执行局的负责人采取合同聘任的方式，变常任制为任期制。由此，加剧了政府与外部组织之间的人员流动。有人形容在撒切尔夫人时代，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士在政府部门有更多的晋升机会。此外，政府还大量雇用一些临时性雇员。这样，在政府部门，由过去相对单一的人事制度即公务员制度逐渐向多元化的人事制度转变，进而导致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较大规模的人员交互流动的现象。笔者曾在英国有一段学习经历，发现很多授课教师的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他们不仅有在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亦有在企业、社会组织、咨询机构和高校的任职经历，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窥视到公私部门之间畅通的人员转换机制。公私之间人员的频繁交流，有利于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换位思考，从而产生更多的合作和互动，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中国的情况则与西方不同。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如“学而优则仕”思想，政府部门与社会其他行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并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未实行公务员制度，对很多人来说，能到政府机构任职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其次是到企业任职（多为公有制企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企事业单位管理与政府管理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企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与政府工作人员一样，都统称为干部，它们之间的人员交流本质上属于干部交流的性质，服从于干部任用的需要。因此，严格来说，这种交流不是真正意义上公私之间的人员交流，而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内人员交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渐次推进，人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逐渐松动，除了原有的体制内的流动外，其他类型的人员流动开始增多起来，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非公企业的大量出现，存在大量的人才需求，导致一些国有企业人员向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流动，而从政府部门向非公部门流动的人员规模则相对较小。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初至今。一方面，随着国企的改制，原来在国有企业任职的大量人员流向非公企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导致一部分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辞职到非公企业任职，又被称为“下海”。进入21世纪，从政府部门向非公部门的人员流动变得更加频繁，官员跳槽到企业的相关新闻不时见诸于报端。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廉洁政府的建设力度，不断规范政府机关的权力运作过程，灰色权力地带大为减少，使一些人欲通过非正当的权力运作而获得丰厚回报的期望落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政府部门任职者向非公企业的流动。